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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作品中的悲剧精神

  死亡叙事和描写对文学魅力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学者主张死亡主题及其表现是文学产生的基础:”文学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认为死亡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死亡以否定的形式确证了生命的意义,而人的生命创造本质构成了文学诞生的本源。丹纳则从创作主体角度强调了死亡情结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艺术家从出生至死,心中都刻着苦难和死亡的印象。”死亡叙事和描写所呈现的作品内在张力与深厚内涵是作家艺术表现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

  一、文学本质决定了死亡和文学的内在密切关系

  文学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审美展现。所谓人的生命活动,既包括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繁衍的生理活动,也包括升华人性的精神活动,当然二者有机混融而非判然可分。所谓人的生命意识,就是对生命存在、生命创造、生命意义等的体验、认识、反映和评价。探索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意识的奥秘,都离不开对死亡的思考。就人的生命活动与死亡的文化关联而言,至少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死亡作为人的肉体生命的终结阶段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并从终极角度凸显了生命价值。”死亡作为一种’人的现象’,虽然是生命的终结现象,但却仍然是生命;死也就因而’逆向’地影响着整个生命,并且成了生命的意义。”死亡与诞生、青春(性生理和心理逐渐发育成熟的阶段)一起构成了具体个人的三个基本生命阶段。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看,与之相应的题材与主题成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内容。

  二是死亡显示的生命有限性恰恰促成了每个人对自身生命活动意义的探寻、规划和省察,进而使人的生命存在摆脱了自发蒙昧的动物本能,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生与死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范畴,这就决定了深入理解一方是理解另一方的前提。”生存总是相对于死亡而言的,对生存的哲学思考不能不关联于死亡。就个人而言,构成其人生两极的’生’与’死’也先在设定了他所关注的生存问题的根本性质并给出了解答的最高尺度。”这也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源泉。

  三是肉体死亡有时会升华人的精神生命。人的生命可分为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二者相互依存又独立存在。随着人的死亡带来的肉体生命的消失,人的精神活动会相应结束,但其精神活动的创造物则有可能作为其精神生命的表征而继续存在甚至获得某种永恒。就生命意识与死亡的文化关联而言,生命意识的动力源泉与核心就是人对生与死的思考与认识,死亡意识构成了生命意识的基本方面。艾温·辛格指出”: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死亡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关系在文学活动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杨守森指出”:关于人何以会死亡,死亡之后去了何处,如何才能逃避死亡之类的思考,也就成为古今中外许多文艺作品中最为动人心魄,也最具永恒意味的生命意识。”死亡意识既构成了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与动力,也是作品生发出艺术感染力从而引发欣赏主体内在共鸣的基本要素。人生命活动的高贵,其之一就是寻求对人生有限即肉体死亡不可避免性的意义超越和审美超越,这也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深层动因。

  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释他选择被士人普遍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缘由时,就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以”流俗之所轻”的卑微身份就死,其结局必然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名磨灭”于历史长河。因此司马迁毅然决定隐忍存生以完成《史记》,对不朽的追求亦即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成为他创作《史记》的不竭精神动力。

  二、从文学作品维度看死亡和文学的内在密切关系

  死亡作为基本母题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抒情性作品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死亡的显性影响,悲悼悯惜亡者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人的生命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伦理情感构成人性的基本内涵,人伦情感(建构在恋人、夫妻、亲子、兄弟、师生、亲友等伦理关系上的情感交流形态)的双向对应交流成为人的生命状态和谐平衡的基础,一旦这一状态被打破(如背叛、离别、死亡等原因所造成),就必然会造成人的情感波动与激荡。亲友亡故对人的情感冲击最为剧烈。

  对于作家来说,最好的复归心灵宁静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学创作在心理想象中将与亡者中断了的情感交流重建起来,并将之升华为超越了有限的生命实体交流的永恒精神形式。这也是作家通过作品叩击读者心灵从而引发强烈共鸣的基础。孔融《杂诗二首》(其二)、韩愈《祭十二郎文》、归有光《项脊轩志》等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即肇源于此。另一方面是死亡的隐性影响。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生命意识深层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陶东风所言:”对异性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大约是人类两大最基本、最原始、最牢固的心理体验,它们都是生命力的最辉煌灿烂的表现形式,但后者比前者更深刻更真实。”这实际上构成了作品许多主题(如伤春悲秋、人生无常与虚幻的悲戚、历史盛衰变化的感喟)的基础。

  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经典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死亡意识的深层印记。其次就叙事性作品而言,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叙事文学中,死亡往往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结起着推动故事发展、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效果。”情节结……是情节发展的一个高潮,或者说,是情节线条中的一个突起,一个结块,一个汇集了诸多矛盾必然要引起激烈动荡的爆炸点。”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到明清小说,作品人物的死亡经常会作为情节结出现,有时甚至作为一个核心的情节结。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女主人公投江作为整篇小说核心的情节结发挥着重要的艺术升华功能。它是小说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有杜十娘对女性尊严、个体自由、正常的幸福婚姻追求与封建社会伦理及世俗观念的冲突,有杜十娘刚烈、自尊与所托非人的李甲的懦弱、自私、庸俗、无能的冲突以及与孙富狡诈、阴损的冲突,而其实质是个性自由与社会的对峙冲突,贯穿于小说的全部情节并构成其深层底蕴。那个时代,自由人性的追求摆脱不了被扼杀的命运,杜十娘的自杀既显示她勇敢而绝望的抗争,也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形象展现,故而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园地中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第二,在叙事文学中,死亡叙事有助于具体饱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叙事表现的核心因素和叙事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尺。王靖宇言:”在叙事文学中,人物构成了另一不可缺少的要素。事实上,对某些评论家来说,它是所有叙事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死亡叙事对于塑造人物性格、深化人物精神世界具有重要价值。《史记·李斯列传》里,司马迁具体地描述了李斯被处死前的种种情状,展现了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他自信作为臣子是忠诚的,只是所忠的对象是无道之君,”以忠死,宜矣”,似乎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悖谬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又不甘于坐以待毙,”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他想利用善于言辩的才能拯救自己,在狱中给秦二世上书,表面胪列自己七种罪行,实则陈说自己七方面的功劳,以冀打动二世,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却被赵高”弃去不奏”。他的机变智巧最终又和他的命运开了一个玩笑,”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为了免于毒打,他丧失了最后一次为自己辩白的机会。传中还颇为传神地描写了行刑前的场面:”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将李斯的痛悔表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通过对李斯的死亡叙写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以动态的方式展现出来,奋于私智而不以道自励,贪于利禄追求而不知退隐是其性格的核心。

  第三,死亡描写和死亡叙事是创造作品悲剧性冲突、体现悲剧性审美特质的重要方式。”死亡往往与苦难或灾难密不可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死亡,生命本身总是蕴藉了厚重的悲凉,死亡情结从而构成了悲剧文学的内在本质。”陈宪年亦指出:”将死亡情结作为悲剧文学的灵魂,作为悲剧的生命,一点也不过分。悲剧震撼人心的效果正是死亡情结所显现出的张力。”死亡作为苦难的最高形式对亡故者本人而言是最大的悲剧,而对与其情感、命运、利益息息相关的群体而言往往也是悲剧。现实中的生命体验被审美升华成文学作品内蕴更能激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因此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死亡来凸显悲剧性冲突”,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结局。

  对于展现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的文学作品来说,死亡的悲剧结局自有无比震撼的效果。”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特质,就是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自杀殉情中得到了最高审美再现。兰芝和仲卿在婚姻家庭中产生了深挚的爱情,这从仲卿”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表白中可见一斑,但由于兰芝失欢于焦母,尽管她知书达理、孝敬婆母和勤劳能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奉事循公姥……供养卒大恩”,最终还是被焦母休弃,这是由汉代的婚姻家庭伦理决定的,夫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不是基于双方的感情,而是父母意志,兰芝返回娘家后仍不能支配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必须”处分适兄意”,听命于作为家长的刘兄。在刘兄看来,求婚的太守家门楣高贵,是兰芝理想的婚配对象,逼迫兰芝放弃等待仲卿的承诺,最终使二人相约自杀殉情。代表人性历史进步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婚姻被专制的、不人道的封建家长制扼杀,焦刘的自杀是一种绝望的亦是强烈的抗争,更是社会悲剧的形象体现,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再如《三国演义》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悲剧性。作家在展现每个历史英雄鲜活生命的同时,更着力表现了他们的毁灭。”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三国演义》就体现了这一审美原则,作家带着强烈的生命热度和丰沛的情感沉浸于对英雄人物死亡情境的生动描写,如第七十六回至七十八回对关羽之死的多维度描写。关羽知悉自己误中吕蒙之计后,怒言”我生不能杀此贼,死必杀之,以雪吾恨”,既是对关羽死亡结局的暗示,又是英雄末路愤激不平之气的宣泄;小说浓笔重墨地渲染了关羽”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的情状,如徐晃”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的慢侮,获知自己用人不当而导致荆州全面沦陷后的”昏厥于地”和痛悔,被吴兵围追和败走麦城的狼狈;小说还生动描写了关羽被俘后刚勇不屈斥骂孙权慷慨就死的场面,亦追叙了周仓、王甫自杀殉主的壮烈和赤兔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的奇异;小说还具体描绘了关羽英灵不散,杀死吕蒙和惊吓曹操致病的细节。

  围绕关羽的死亡叙事和描写艺术升华了读者的惋惜之感,既完满地展现了关羽以忠、勇、义为核心的英雄形象,又显示了其刚愎自用、骄傲自大的性格缺陷,黑格尔曾言:”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助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相互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黑格尔在这里强调了冲突是悲剧人格的基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我们认为,冲突不仅包括主体与环境的冲突,更为深刻的是悲剧主体内在的矛盾冲突,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会转化为外在环境与主体的对峙与冲突,具体到关羽的悲剧形象就是如此。他的骄傲自大与刚愎自用所酿成的在用人上、同僚关系上、外交关系上的恶果最终外化为与其对峙的险恶环境,并最终导致他的败亡,而在败亡的情境中恰又凸显了他的刚勇神威和忠义,其性格中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混融统合,将悲剧美推至崇高美的境界。

  死亡作为每个生命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必然渗透于人的无意识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出其生命观与文化意识,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欣赏活动。有研究者指出”:可以说死亡意识促成了人类的文学,其中最重要的是悲剧。”輴訛輥此论有一定道理,死亡及其所衍生的死亡意识对文学的内涵、形态和悲剧特质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