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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官员的“沉淀权利”

  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退休意味着漫漫仕途的结束和自由生活的开始。但是,也有很多退休官员或因宏愿未了,或因受不了中国式”人走茶凉”,或因难却一些单位的”一番盛情”,或为了”收割”利益,选择了”退而不休”。我国退休官员”再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到企业任职。其中退休高官到上市企业担任独立董事(简称独董)尤为突出,房地产、能源等高度依赖政府权力的行业更乐于聘退休高官任独董。

  二是到慈善组织任职或自行创立基金会。有调查显示,16家”国”字头的公益基金会共拥有退休高官总计7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3.6人。

  三是到协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任职;四是到大学任职;五是到智库任职。退休官员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管理经验,有着较强的活动能力、协调能力,有着较高的社会声望和较丰沛的人脉,能够整合社会资源,驾驭复杂局面,是一份宝贵的人力资源。应该提倡他们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奉献其经验、知识、能力和资源,社会也应回馈其以应得的报偿。只是,退休官员与现任官员联系密切,其”退而不休”也很易导致权力期权和社会不公现象,因而应对其”再就业”予以正确引导和科学规范。就行业而言,应引导退休官员更多地到社会组织,如协会、研究会、学会、公益基金会、大学、智库等非企业任职,并且应对其到企业任职予以严格规范。

  理由之一是退休官员长于公共管理而非企业管理,到社会组织更能发挥其长处。理由之二是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容易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一些企业重金聘请退休高官,所看重的多不是其能力和经验,而是其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与西方国家政务官走马灯式更换不同的是,我国党政高官一般都为官从政数十年之久,”门生义故遍天下”,离退休后”沉淀”的权力影响力仍在。他们到企业任职往往能帮助企业家做很多自身做不了的事,给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些企业家跑断了腿也解决不了的事,退休高官往往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难免会导致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理由之三是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会助长权力期权化。所谓权力期权化,是指现任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利益输送给特定的企业,暂时不兑现权钱交易,等退休后再以到企业任职、”合法”领薪的方式兑现。权力期权化时间跨度越长,权钱交易方式就越隐蔽,监管和打击就越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2013年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规定:”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期待这些规定尽早落实到位。就职位而言,应引导并规范退休官员到社会组织担任具体管理服务及研究咨询工作,而非领导工作。退休官员到行业协会、商会、研究会、公益基金会、智库等社会组织任领导虽可发挥他们的专长,帮助社团筹措经费和善款,提升社团决策咨询效果,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但也很易把昔日的官气带到社会组织,导致行业不公平竞争,有碍社会组织去行政化。

  同时,一些退休官员之所以热衷到社会组织任领导职务,重要原因之一是想延续有权可用、有人可唤、花钱可报销的官僚生活。提倡退休官员任具体管理服务工作而非领导工作,也有利于其摆正心态。尽管退休高官到专业对口的大学担任学院院长可以扩大学院的知名度,可为学院带来更多项目资源,但是我国官员多是职业官员,高级官员一般都在官场工作数十年之久,思维套路和管理方式多与学者相差甚远,由退休官员担任学院院长,很可能会增加大学的官气。

  鉴于专业相近的退休官员与高校教师之间互补性强(一个长于实践,一个长于理论;一个有资源,一个耐得住寂寞),建议退休官员到高校发挥余热,最好还是担任兼职教授,与高校教师合做项目、联合指导研究生,既能发挥余热,又不会助长大学里的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