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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世纪以来胡乔木秘书思想研究综述

  胡乔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位优秀秘书,是秘书界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从1941 年2 月至1966 年6月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25 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修改和整理了大量有影响的重要文件和著述,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的成长经历和对秘书工作的理论贡献,对秘书职业和秘书工作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内涵丰富的秘书思想和公文写作思想备受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秘书学界对胡乔木秘书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和新的研究动向。

  一、胡乔木秘书思想中关于秘书与领导的关系

  秘书工作是因领导工作而产生的,秘书与领导的交往和配合是否默契是秘书工作成败的关键。研究者认为,胡乔木出色的秘书工作得益于他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理解,他知之既深且切,并能用恰当的言辞把主席的观点和思想表达出来;毛泽东因此十分赏识他的学养和才干,常常指导教育他,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学徒”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助手”,成为党内重要的”笔杆子”。也有研究者认为,胡乔木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并与之配合默契,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能准确地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并贯穿于他的重大秘书实践活动和日常工作与生活细节上,把它作为做好秘书工作的基本前提。

  胡乔木之所以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李秀芹认为,一是因为胡具备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良好素养,他在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前就对其怀有虔诚的崇敬之情,成为毛的秘书后,亲身目睹和体味了这位20 世纪伟人日夜忙碌、处变不惊的非凡气度,并开始分担他在严峻岁月里的焦灼和思虑,这种发自肺腑的钦佩之情是他善于领会和主动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动力。二是胡能够充分利用做毛泽东秘书的得天独厚条件,体察和领悟毛泽东思想,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能够准确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提出相应的战略、策略,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的秘书工作,以至于经历多年磨练,毛、胡两人从文字到文风达到了珠联璧合、水乳交融的境界。三是胡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全面、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深知其来龙去脉,对毛提出的问题,大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胡乔木是党内外公认的最善于领会毛泽东意图的人,他曾告诉初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正是因为洞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在起草党的重要文件和社论时,才既能够深刻领会毛的意图,自如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又在思维方式与文风上与毛泽东别无二致,成为毛的得力助手、赢得毛的长期信赖。毛泽东曾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新中国成立后,毛交给他办理的事务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务、政务、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足见毛泽东对他的满意和信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胡乔木在论及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时,认为秘书仅仅善于按照领导的意见和意图办事是不够的,还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并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这里胡把秘书敢不敢向领导坦言己见作为衡量秘书是否合格的一条标准。研究者将胡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分为三个阶段: 1941~1960 年为酝酿、产生和受挫期,1961~1980 年为徘徊、反复和发展期,1981~1990年为完善、成熟和确立期。在第一个时期,胡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毛关系密切,工作得心应手,从容自如,并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在建国初期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在工作实践中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敢于坦率地向毛进言,甚至有些固执己见;当党内个人崇拜思想盛行,毛越来越听不进反面意见时,他开始畏惧,言不由衷地”跟随”,甚至违心地说假话。第二个时期是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受挫以后,开始长期养病,有人认为胡对如何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在敢不敢、该不该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处于极度困惑之时采取了退而避之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期间,胡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复出以后,他积极协助其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他又开始递交”检查、揭发和交代”材料,仍然没有摆脱讲真话有危险的畏惧心理,表现出”秘书要敢于讲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思想还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文革结束以后,胡再次被起用并参与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起草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著述中开始反思,破除对领袖的迷信④,为”秘书要敢于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思想走出徘徊、反复而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期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分工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他对中央领导忽视秘书工作规律而作出的非科学决策敢于提出批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部署认为不妥的地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领导已经作出的决策认为不妥的也敢于提出质疑⑤。他的这一思想在经历反思和觉醒之后日臻完善和成熟,最终确立并付诸实践。

  二、胡乔木秘书思想中关于秘书应具备政治家的视野

  研究者普遍认为,”秘书应当有政治家的视野”是胡乔木秘书工作实践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升华,秘书如果没有政治家的视野,就只能平庸地、被动地为领导服务,而难以成为领导的出色助手。胡乔木在《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等文章中强调,”对于政治形势、政治转变,就要有政治的观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也要根据政治形势来看”。他认为,”离开政治形势,叙述党的决议,就不能正确地评判党的决议,就不能评判党的决议的成败”;”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程中原、李秀芹等对胡乔木关于”秘书要具有政治家的视野”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胡的这一秘书思想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秘书要能正确观察、分析和判断客观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二是要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从宏观上提出相应的战略策略;三是要为实施预定的战略策略确定相应的各种微观政策。秘书只要头脑中始终牢牢把握这三根弦,无论是处理领导交办的重大问题还是起草重要文稿,都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胡乔木不仅是这一思想的提出者,也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他被公认为是”党内第一枝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精通党内政治事务,有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思考问题。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后,参与起草和修改了大量重要文件,选编《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素养和百科全书式的学养。李秀芹以他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主持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例证,认为胡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他在毛泽东这位大政治家的熏陶和影响下,经过刻苦努力学习,在长期的秘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胡乔木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气魄体现在他所写的众多社论中,王贵胜等通过对胡乔木成长历程的研究,以其在1956 年和1959 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篇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为例证,分析他运用三段论法和”欲抑先扬”的笔法,既表明我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又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显示了”党内一枝笔”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眼光。胡乔木在文稿写作实践中,特别强调要富有理论的力量,认为写作者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既具备科学的态度又使用科学的方法,使公文在理论上经得起推敲,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

  三、胡乔木关于公文表达要给人以美感的秘书写作思想

  早在1958 年,胡乔木就从公文的功能出发,从受文对象的角度着眼,提出衡量公文佳作的三个标准:要吸引人看得下去,要使人看得懂,要能说服人、打动人。1980 年,他进一步提出公文的内涵不仅要富有理论的力量,而且表达要给人以美感和愉悦感。围绕这一思想,李秀芹在《秘书》《秘书之友》和《办公室业务》等发表的系列文章对胡乔木关于公文构思立意、谋篇布局、文字表达和修改等思想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公文表达要给人以美感———胡乔木秘书写作思想研究之二》 一文认为,胡乔木从人的理智和情感着眼,提出公文写作的美学思想,是对公文写作理论的重要贡献。他倡导”写好公文,要看公文的对象”,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讲究写作的技巧,在构思立意上,他认为”一篇文章要有个基本观点,它在文章中就像旗帜一样”,文稿总的要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围绕中心怎么展开,”怎么写,要考虑”。全文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不要因小标题把自己限制死了,否则,这个文稿很难写好。在谋篇布局上,他认为”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一篇文章要鲜明就要做到纲举目张。旗帜拿出来了,有大的论点和小的论点,大小论点要互相联系,排列醒目;哪些是纲,哪些是目,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明晰;前后、正反方面要互相照顾”。在文字表达上,他认为写作文章要”凌云健笔意纵横”,把思路充分放开,思想观点要正确,文字表达要准确,文气要有起伏,有正反方面的对照,引用古语增加些色彩,格式要有些变化;他甚至认为”文思不活泼的人,应该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写出的文章要”有波涛,有悬崖,有冲动,有激情”,”没有一点感情的文章,是官样文章,不痛不痒”。秘书如果把精细巧妙的构思立意、浑然一体的严谨结构和充满激情的优雅文字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篇公文中,那么公文的美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公文写作中,胡乔木特别强调秘书要有精深的文字功力。他主张文稿中”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给删去,把每一篇稿子一字一句地去推敲,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使我们的读者满意,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他写文章不仅内容求深、语言求新、形式求美,而且很少有真正的定稿。因此,构思时间很长、出手很快、反复修改成为他写文章的三大特点。《胡乔木”秘书要有文字功力”思想的提出》和《秘书要具有精深的语言文字功夫———胡乔木秘书思想研究之二》 二文认为胡所主张的精深文字功力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学的层面,要求遣词造句、语法文字、逻辑修辞规范,合乎现代汉语规律;二是公文章法学的层面,要求行文立意高远,蕴含丰富,结构严谨,文辞优美,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分寸,合乎政策意图。

  胡乔木的秘书要有精深的文字功力的思想是其切身的秘书工作经验所得。《胡乔木”秘书要有文字功力”思想的提出》一文认为,胡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和认识,一是因为毛泽东是当代首屈一指的语言文字大师,给他当秘书,没有精深的文字功力是无法胜任的。胡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虚心向当代著名语言大师求教,深入研读我国历代经典文章,从中吸收大量精华,形成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二是他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反复锤炼,精益求精,使他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几近至善至美。其夫人谷羽曾说:”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候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对文辞的考究尽人皆知,”无论对自己还是别人撰写的文稿,都要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在党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都请胡乔木看一下,这几乎成了”惯例”。正是这样的反复修改造就了他精湛的文字功力。三是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毛特有的文风对胡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乔木在公文写作上追求至善至美,是党内外享有盛誉的辞章学家。《秘书应当成为辞章大家》一文认为,他起草文稿用词考究、文笔清丽隽秀,在文章写作上善于”画龙点睛”。《从胡乔木看优秀秘书应有的素质》一文认为,胡讲究公文语言文字”词约义丰,干净利落”,思想内容深邃,表达技巧高超,表意准确严密,其文思敏捷,下笔快,有下笔千言、从容挥笔、倚马可待的功夫。毛泽东赞誉胡的文章”提笔好,扯得开,又收得回”。

  此外,胡乔木还要求秘书精通文献编纂学、党史学和新闻学,熟悉党的历史,用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新闻学家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历史,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大开大阖,不要一潭死水,要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享受輦輮訛。胡乔木这种胸中装有读者、文中要有读者、追求至臻完美的秘书写作思想,对于今天的秘书工作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胡乔木秘书思想中关于秘书应具备鞠躬尽瘁的职业观

  胡乔木在其秘书生涯埋头苦干,忠心耿耿,默默奉献,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研究者认为,胡乔木关于秘书应具备的职业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要求秘书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他说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会参与和知道许多正在酝酿或虽已决定但尚未公开的事项,秘书要用党籍来担保,绝对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向任何人讲,一定要守口如瓶。二是要抛开名利,不求闻达。秘书作为领导的助手,虽然要为领导起草不少文稿,但没有理由署自己的名,他本人为党中央、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写了大量文件、社论和讲话,但署名发表的很少;他为人修改了无数文章和讲话稿,总是尽心尽力,不求回报。1942 年5 月2 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只有简单的提纲,会后毛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和他自己的记录整理后,经毛泽东改定的稿子。胡乔木只是晚年跟好友晤谈中偶然提及,但也不过寥寥数语而已。三是秘书工作要有责任心和积极主动精神,对事业极端忠贞,时时处处体现主人翁意识,在与领导的接触中,要处于主动积极的工作状态,力求与领导思维同步。四是要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忘我拼搏的精神。五是要有一心为党和国家的崇高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不计个人得失,忠于职守。胡乔木所倡行的甘于幕后、默默奉献、竭忠尽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秘书职业观,是其从亲身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胡乔木秘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点

  首先,对胡乔木秘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领导及熟悉他的人的评述方面,对于他本人的论著、论述和谈话研究不够深入,尤其是他在负责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与起草小组有过20 多次的谈话记录,其中蕴含着他成熟的秘书观和秘书写作思想,而现有研究少有问津。其次,对胡乔木秘书思想作微观研究的多,从宏观角度作系统研究,并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剖析其秘书思想形成、发展、成熟的历程和价值的研究尚不多见。再次,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还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多对其空白点进行探索,对胡乔木的谈话、著述和成长经历作多角度的分析,以更深入地展现他秘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当今秘书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借鉴,当是对秘书工作和秘书研究领域作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