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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的当代省思与重构

  自道德教育研究走进人们视野之后,人们似乎把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了”不成问题”的处理,总感觉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是无缝对接的,因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要对实践进行指导。无疑,从理论上说,既然理论是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其理所当然地要和实践相匹配。然而,道德教育理论本身的层级性以及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繁多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二者的发展逻辑并不完全一致,往往是存在间距的,从此意义上说,二者的关系是断裂的。但是,在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又隐约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我们,总感觉道德教育理论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挥动着它那”隐形的翅膀”影响着道德教育实践,从此角度上说,二者又是弥合的。那么,究竟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是什么关系? 如果二者是断裂的,这一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断裂的?如果二者关系是弥合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弥合的?   一、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的断裂: 绝对距离还是相对距离   伴随”人心倒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话语映射出的道德冷漠事实,各个层面对道德教育实践进行了反思。在此背景下,恰似”忽如一夜春风来”,道德教育实践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居于道德教育理论的顶端俯瞰”世间冷暖”。于是,人们好像忘记了道德教育理论,似乎道德教育实践可以没有道德教育理论的指导,可以任意”在人间”畅游。不能否认,将理论单纯地看作独自盛开的花朵而不经实践的审核,虽然理论依然可以称为理论,但其在产生的源泉和对实践的指导上将会大打折扣。理论之所以能够生成并不在于孤芳自赏,而在于能够对实践提供参考性标准。因此,不能只强调一者而忽视他者,亦不能高扬一方而漠视另一方,而应让二者并行在道德教育发展的大道上。   道德教育理论式微与它和道德教育实践的比较以及博弈紧密相关。任何人都明白,道德教育理论与正义理论一样是对一种普遍价值的揭示和确认,其在”创设”过程中往往由于打上了国家之名而获得了合法性,”正义是一种社会美德——它告诉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关系,相互之间怎样行动才是正当的——因此我们必然希望我们能在正义提出的要求上达成共识,每个人都感到他的合法要求得到了满足。一种成功的理论能够说服人们用它的原则去调节他们直觉性的正义感,并使这种希望得以实现。”然而,即使正义或道德的普遍性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它能规制所有的特殊性么? 未必如此。毕竟,道德教育实践通常是具体的、”土著的”,刻画着不同的生活印迹,”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生活的最终目的,即使在同一个文化与世界内,也是多样的,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是相容的,就会试图理解各种文化、民族、阶级与单个个体的不断变化的观念,而至少不会再根据某种封闭的教条,去问哪一个是错的。”因此,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之博弈首先就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理论的”普遍性”往往要求实践”特殊性”给予尊重,但实践的”特殊性”由于渗透着多样性从而处处对抗理论的”普遍性”。于是,二者在基本诉求上就出现了”断裂”。然而,似乎这种断裂又是相对的,因为,普遍性抽象是通过具体性路径获得的,而具体性又在为普遍性提供着丰富性资源,生活样式恰恰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这也意味着,从理论层面上看,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应该能够实现良性博弈。但具体到实践中来,又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这场博弈中,道德教育理论的缺失源于道德教育实践者的主体意识觉知,源于社会对道德教育实践效率的不懈追求。从道德教育工作效率上看,统治阶级系统内的成员希望通过制定系统而完整的规则来规制人们的行为,他们期望规则的运行能够立竿见影地促进道德教育的实效。诚然,这些规则可能是合理的,亦有可能确实会促进道德教育效果的提升,但即使如此,试想,当面对这些庞杂的复杂道德规则系统时,教育者仅是单纯领会这些规则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更不要说对这些规则进行具体的细化并将其运用到道德教育实践之中了。这样一来,让道德教育主体参与道德教育理论创新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细说之,的确存在着与道德教育理论对应的道德教育实践,但在研究者掌控道德教育理论的框架下,作为非研究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主体内生的固化的实践性技艺和知识必然对道德教育理论产生打击。这一来,在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鸿沟,这一鸿沟是由道德教育实践者内在的”实践框架”屏蔽引起的,于是就在实际上导致了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之间距离的产生。   然而,这一距离并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一种相对距离。即使是实践者内在的实践性知识依然与道德教育理论存在同源性,它的生成绝不仅仅是实践者单纯实践的产物。他们的实践性知识必然是经过某种理论或经验审视的,而这正是道德教育理论之所以能从实践中生发的萌芽与开端。非道德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知识最终会被吸摄到道德教育理论之中,当道德教育理论成型之后反过来又来指导非道德教育实践,最终使道德教育实践者内在的实践性知识和框架向道德教育实践靠近。在道德教育理论的建构之途中,何以道德教育践行者拥有的具备”虚假实践”与道德教育本真实践意蕴的道德教育实践走向了区分的道路,终而又汇集在一起保留对道德教育理论的依托呢? 是道德教育实践趋向专业道路的必然么? 进言之,即使道德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内摄的实践性体系的确存在着界分,但仅仅也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而不是真实决然地分离,它们之间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道德教育践行者拥有的实践性知识是联结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是道德教育理论向道德教育实践能够获得转化的切入口。道德教育理论似乎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呈现出缺失态势,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个”切入口”的关心不够。能够重拾并认识实践性知识,必将在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构建互通的桥梁。这样一来,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的断裂就能够有效弥合,从而也能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   二、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的弥合: 实践而生性   道德教育实践和道德教育理论彼此不能分开,二者互相支持、相互满足之内生关系已显露无疑。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道德教育理论倚重了抽象的观念立场,而对实践者的选择和行动关心不足,更严重的是,他们对道德教育实践本身的复杂性置若罔闻,以为抽象出某种普遍性原则就能解决所有的道德教育实践问题,好像他们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为了对道德教育实践有所帮助,就必须在前提上忘记它们。这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是有效的,”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似乎有一种实现他的美的理想的欲望,这在欲望十分突出,且在那时完全地吸引着他。”但对道德教育实践和理论,它是不起作用的。因此,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并不是两歧性的,道德教育理论的真实性正在于其和道德教育实践既是对手又是伙伴,当把道德教育理论与借以承载的实践加以割裂时,道德教育理论就会变得随意而”任性”。   诚然,道德教育理论是对道德教育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具有洞悉和预知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教育理论在运用上可以罔顾实践之考虑,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符合一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内涵,即理论超前实践、落后实践或与同步于实践都是二者关系的正常形式。从此层面上说,道德教育理论必然是指向道德教育实践的,在此过程中,道德教育理论摆脱了以往的受缚,将自己那些沉寂的价值和潜能激发出来,似乎在此中重新找到了它的栖身之地。在柏拉图看来,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使理论本身更具实践性特征,理论功能的实现在于其过程的教化,教化不惟是知识的道路,也是拯救之道路。因而,实践而生性必然张扬道德教育理论的本质,它为道德教育实践的铺展做了理论上的合理筹划。实践的在场向人们保证了理论的在场,实践强化并丰富着理论的维度和范围。正是这一点,诉说着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断裂”关系的虚假性,从而表明了二者关系的真实性。   实践而生性说明道德教育理论并不是纯粹的”阳春白雪”,它必须向道德教育实践回归的同时承诺实践性是其本性所在。从事物发展本源角度看,道德教育理论是道德教育作家的冥思创作,在它的生成大道上,道德教育理论作家既要拓展自己的灵魂空间,又要限制自己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要把所有的想象都聚焦于道德教育理论,真实地让道德教育理论既留下实践的印迹,也要打上灵魂的轨迹,因此,要做到完全忘却外在的蛊惑和侵扰。诚然,亚里士多德在构建其庞大的理论体系时曾说,一种理论的创造无法离开必要的休闲状态,有何种意义上的闲暇状态就可能造就什么样的理论可能性。何以闲暇能够造就和生成理论呢? 这是因为,哲学需要想象,而想象需要悠闲的空间来支持。试想,如果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为生存而舟车劳顿,就根本不可能将经验进行必要的升华。即使大家同意亚氏的观点,但学理维度上的思考毕竟相异于神话层面的思考,它拥有无法逾越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实践。这样说来,从实践的确认性、非假设性出发打开理论的缺口,让我们明白了道德教育实践是道德教育理论最后的”防洪堤”,这样就能够把本真性的道德教育实践关切通过理性的这一中介转化为某种理论视野。   这样看来,道德教育理论的真正表达必然无条件地来源于道德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就是为道德教育实践而存在和生成的,正是在对道德教育实践表达”爱慕”之中才获得了成长,因此,实践依赖性正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本真秉性要求使然。也正因为这样,道德教育理论只有内摄道德教育实践者的情怀、愿望和诉求,将道德教育实践的精神因子和全部筹划纳入其框架才是可取的。当然,道德教育理论摄入道德教育实践并不是说理论一直要以实践马首是瞻,道德教育理论的论设在于拒斥那些随意性的道德教育实践,从而将其引导到科学而合理的大道上。它同时期望,通过此种引导和转向,对道德教育践行者的道德教育认识和实践模式加以改变,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向。尽管道德教育实践可能没有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化品质,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道德教育理论才能在道德教育领域获得一个合法性位置,从而建构自己的领地。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联系的消失所造就的道德教育理论虽然在康德那里获得了肯定性论证,但似乎否定性论证更加与人性的预期相合,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够从全然形上性理由中推出任何合理性的道德教育理论。   总之,实践而生性是道德教育理论与形而上传统决裂的信号,又是道德教育理论兼容道德教育实践的标志,并不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论证在现实的节骨眼上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特征,以至于被认为是道德教育本身的无法解决,而恰恰在于,如果将道德教育理论放置到道德教育实践广阔的维度之中,道德教育理论的光彩就可能更好地绽放。   三、深入相容: 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的重构   道德教育实践不能抛开道德教育理论已不存争议,道德教育理论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映射着道德教育实践的品格,道德教育实践的生成是基于对道德教育理论的蕴含和摄入为重要标志的。同时,道德教育理论也不能完全忽视道德教育实践,其只有在”向实践接近”之时才能摆脱本身的形而上状态,将自己的使命从应然状态换化为实然状态,终而将自己的价值和承诺传递到人们的心扉。进言之,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这二者之间形成了某种无法割舍的共生共存形态。从这一动态内生性关联看,重新思考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间的良性互动与循环理应成为当代道德教育建设的逻辑起点。这要求将整体性方法作为基本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将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运用。这样就不会顾此失彼。如鲍曼所说: “‘整体性方法’ ( figurationalmethod) ) 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明确地表达上述所描绘的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的运用通常并不限于所谓与’总体性社会’ ( globalsociety) ) 有关的问题之研究。这个方法似乎还可以同样地被运用于总体性社会这一范畴中的范围更小的局部性研究,如处于整体中的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组织化的集团,或者,某一个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   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要相互适配。道德教育实践虽然主张行动的复杂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对道德理论造成伤害,因为一旦实践概念和功能从道德教育理论中消失,道德教育理论的陈述也就变得难以置信了。而一旦道德教育实践完全将自己”世俗化”,没有对道德教育理论公开表达它的期望也会让我们产生疑问。这显然要求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二者构建相互匹配的内在关系,在此根据上为两个方面贯通经络。无论从表面上说还是深层的角度上看,二者的确没有所谓的”你支配我还是我支配你” “你可以化我还是我可以化你”的问题。与之相反,它们只有在独立性支配下的互释互为等作为交流平台才有效。同时,它们也没有所谓的”根本指导”, “何种身形穿何种尺码的衣服”等细节匹配关联,相反,它们之间似乎只存在”大概匹适”的不甚清晰的关系。凡此都说明在新的语境下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关系的内在本质含意。在社会现实日渐复杂的背景下,要想真实摸索二者的完全一致关系,那可能是痴心妄想。我们要相信,伴随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结构性距离的增加,总有那么一些道德教育理论会迷失在黑夜之中从而找不到灯塔。那些无法找到”市场”的道德教育理论必然会被道德教育实践所淘汰,剩下的正是道德教育理论中的”真金白银”,这一过程绝不会因为人之意志的变化而随之转移。换言之,道德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实践二者都没有把对方囚禁于非目的论的信仰之中。正是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上二者达成了双向互动关系,没有将自己封闭于自身的合法性这一立场和秩序之中,”市场”的调适使二者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建构和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先天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被人类的理性所搅动。当然,为了能使道德教育理论找到远方的目标,给道德教育实践寻找到它的家园,国家和社会应该充当中间人,但它们的功能不能被无限地放大,只能有限度地发挥作用。因为从长远来说,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本来就是自然匹配关系,作为人类的中间人在这种关系的维系中只能去顺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两者之间的深层互动清扫障碍。   边缘摄入是道德教育理论摄入道德教育实践的可行方式。其实,道德教育理论对道德教育实践之所以拥有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其公开预设了一种宏大的道德教育叙事,而在于其在具备了严格的实践基础之时塑成的纷繁的卓越观点和理念。正是诸如此类的新观点和看法将实践者埋藏的认识空间给予了启动的机会,从而打开了它们在新思维引导下的道德教育新实践,开启道德教育建设的新局面,道德教育理论存在的价值正在于此。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势必要互相内蕴并相互渗入,才能推进道德教育理论的使命获得兑现。可是需要考虑,由于以往大家在经意和不经意间将二者的互摄定性为深度融合,即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的全面指引,甚至有的理论工作者将实践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精致化考虑和设计,这种思虑的动机无可非议甚至能够获得表扬,但其有可能使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关系逃离正确的轨道从而走入异化的旅途。实际上,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二者互摄互为的最合理途径是”点到为止”,它是”有限制”地指导,是”蜻蜓点水”式的。换言之,它只要能发动践行者的”内在悟性”,能不经意间唤起实践者的”机敏”,做到”二者交往一点通”即可。假如有人一直认为道德教育理论要精细化到对实践者”手把手”的指导,精致到”践行者”该如何做这一层面,那么,道德教育理论实际上已经走上跨界之路,往往会与人们的预期相去甚远。因此,笔者才主张道德教育理论对道德教育实践的边缘渗入。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会给道德教育实践者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给他们思考的脉络和界域,从而为道德教育理论前往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闺房”。换言之,学究天人用心构建的道德教育理论是理论作家理应的向往,而用行为进行道德教育活动安排是实践者要思考的问题,这可能的确在某些方面预示着二者的抵牾,但这种抵牾是分工的必然。概括说就是,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的互为互摄必须在”边界范围”内开展,否则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会越界甚至”越权”,从而给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缔造造成难以补救的伤害。   综而言之,在中国社会进入到转型的关键时期,绝不能用道德教育理论或道德教育实践的独立性来对抗二者的相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独立性是”虚假”的,从而其就不可能是”绝对断裂”的,这同时也说明二者的互构才是最真实的。因此,需要对二者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某种程度的信仰,更要从二者互渗的角度透视双方。这样,不仅道德教育理论能获得持续的展开,而且道德教育实践一定会展现良善道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