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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幸福”到人的“自由”:教育的人性伦理与启蒙转向

  一、”属人”的幸福:教育价值实践的人性之维

  人性的需要是认识人之存在的感性标志,同时也是人之存在动机与情感等交互作用的内在动力系统,因而在其深层上,能够影响或主导人的具体实践。在经济学的意义上,”需要”是个体对商品、金钱等期待和欲望建构起来的消费主义意识结构,即主要集中为”物”的功能性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在人性的意义上,”需要”或多或少具有自然主义价值前提的意味。这也就是说,”需要”不管是”好/ 合理/ 正当的”还是”坏/不合理/不正当的”,都是人作为人的完整构成部分,不应当破坏人的自然人性。但人性的需要并非纯粹是自然主义,还得经过价值筛选与伦理规范,才能被接受为普遍的、正当的价值需要。幸福,正是人最为本质的人性需要,而对幸福的追求也正是出于人类普遍的、正当的而且是共同的价值需要,是人存在于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换言之,从人性的本质与需要上讲,人作为价值性而非肉身性的存在,就需要有幸福的追求,因为追求幸福这一行为内在地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它本身就具有”自成目的性”。

  在现实中,时代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教育紧紧契合”幸福”的宗旨,并把教育升格成为”幸福教育”的价值形态。一方面,在科技革新与消费繁荣的背后,人类出现了现代性迷失。其主要精神文化表征是,在物的极度丰盛与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当代社会,人却陷入了幸福追求与现实体验无法满足的悖论关系,”个体逐渐在’感性沉沦’中消解了生命意义,远离了超越本性,成为游弋的精神漂泊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现实,通过网络自媒体等方式宣泄自己的”不幸”。这种现代性的精神病毒扩散至教育生活中,使缔造幸福的吁求声势异常高涨。另一方面,教育自身的价值异化饱受诟病,课堂远离生活、教学方法呆死、教学内容枯燥、师生关系紧张等等,都使教育逐渐丧失了幸福的价值趣味。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伦理课题在于如何确保教育本身不被异化”,只有本真的人性的教育才可能是道德的,对真正幸福的追求也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内蕴的”幸福伦理学”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践贯彻。对教育自身而言,追求幸福教育,就是一种人性的回归,这将有利于聚合并生长出推动变革的能量,推动教育实现自我价值转型。

  二、为了”使人幸福”:教育对人性赋值的基本进路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幸福”应当是在功利世界与价值世界、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兼而共存的,它不仅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心理的),其最高的人性境界就是”至善””至德”与”至美”的综合体。出于某种观念认识与价值目的论的基础,人们对幸福的呈现与阐释往往是不完备的。但是,正如千百年来的人性发展所凸显的那样,个体无论是坚持哪种潜在或自觉的幸福理解,都不妨碍其对幸福的追求本性。在以往,教育对幸福的理解被认为是工具主义的,即教育与幸福的价值关系也是功利性的。因此,即使承认了幸福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是人性发展与时代发展赋予的目的性意向,”教育以何种方式关注幸福””教育何以实现幸福”以及”教育缔造怎样的幸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不可否认是极其重要的,但”当我们动辄把教育与幸福联系起来,就很容易把教育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过于庸俗化”。试图单纯以道德或者财富增长等单一的目的,廓清教育中幸福的内涵或教育对缔造幸福的可能性,在这个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毕竟”道德”抑或”物质”还是”政治良善”的目的,都不是完整的教育本身。

  三、人的自由与美感:教育幸福伦理的启蒙转向

  ”教育使人幸福”的价值命题,直指人性的内在需要,即个体/人类对幸福与生俱来的向往。在此价值之维下,教育自觉地将”使人幸福”作为自身的人学目标与价值议题。不过,”为了使人幸福”的教育议题不能局限于感知幸福、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等几个方面,以避免过于注重”教育→幸福”的正向传导关系,而将其简化为表层的教育目的与价值。毕竟,教育影响幸福的事实,并不构成把教育作为工具性投资的充分条件,从而强化”幸福回报”在教育预期收入中的功利主义趋向。实际上,教育对于幸福的允诺,是在真、善、美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它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宗旨,以’美’为鹊的,是受教育者建构自我意义世界的必然途径和可能方式”,否则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本体价值就得不到充分呈现,也就无法超越对于”幸福”真实含义的工具主义窄化/ 矮化,更难以抵达人的灵魂与本真价值存在的深处。换言之,教育所努力的不仅仅使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促进个体幸福,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塑造个体灵魂。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这是教育走向幸福的深层人性意蕴与根本的路径。实际上,通过教育建构人与世界的幸福关系状态,比单纯地把”幸福”作为一项可预期结果而不是通达个体生命意义的过程,显然更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避免了教育沦为”在一种创造便利的意义上被期望于用来促进乃至加速实践性——技术性的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