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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故事

  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老实说,我本人对迪顿研究的领域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故事。实际上,自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以来,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多半是由一两个故事或者假说引出的。亚当·斯密的故事是”经济人”、人的交换才能与”看不见的手”。引出的是分工理论。分工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因而是富国裕民的源泉。”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接下去的逻辑是:一切不利于分工深化与扩展的政府政策都是恶政策。2015 年诺奖得主迪顿讲的故事至少有两个。其中一个引出并做了规范研究,另一个多半停留在猜想地步。做了规范研究的那个故事,是沿着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提出的。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一般会将其永久性收入的几乎全部用于即期消费的,而将偶然性收入的大半储蓄起来,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只会对大众难以预期到的收入发生影响。迪顿指出,弗里德曼假说实际上存在一种隐含假定,即消费者消费的调整比收入调整要频繁得多。迪顿基于大量一手数据的观察与分析证明,现实情形恰恰相反,现实情形是收入变动比消费调整要频繁得多。这个说法被称作”迪顿悖论”(DeatonParadox)。迪顿认为要解决这个悖论,关键得掌握微观经济数据,得研究作为个体的个人收入和消费者行为。停留在猜想阶段的那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故事是从描述二战期间德国战俘营战俘逃亡的一部电影说起的。逃出战俘营的战俘们的命运分成三种: 极少数人幸运地逃走,少部分给打死了,大部分给抓了回去重新遭受关押。接着他话锋一转,转到自己的身世。他的家族原本生活在南约克郡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从他的曾祖父开始,几代人都在矿井里挖煤,遭受贫困和疾病的威胁,直到他的父亲才有了转机。他父亲那一代,村子里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读到中学,他父亲童年没受过什么教育,只能当矿工挖煤。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幸运地没给打死,同样”幸运地”得了肺结核提前复原,同一位木匠的女儿,也就是他的母亲结了婚。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老迪顿去了爱丁堡,在一家土木工程公司找了份勤杂工的工作。在那里看到了新的世界,有了新的理念,立志要当一名工程师,于是通过读夜校,拿到了相应文凭和从业资质,最终梦想成真,当上了工程师。从此他的家族彻底转机。他本人出生在爱丁堡,自小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以优异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一路拿下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最后成了大学老师,当上了教授。

  迪顿自称,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人有天生的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冲动。但我更看重这个故事的另一重寓意: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上,各人的遭际不同。恰恰由于人们的遭遇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平等。用他的话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 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乃至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帮助那些依然留在贫困、疾病与死亡威胁的漩涡中的不幸的人?是简单地救济援助,还是创造机会让他们自己奋斗,”逃离”贫困?无论迪顿的战俘逃亡故事,还是他父亲逃离贫困的故事,寓意多半倾向于后者。

  迪顿将其说法推及国际援助。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是,国际援助是低效率甚至有害的。他认为与其对穷国简单地援助,还不如通过撤除贸易与投资壁垒,改善激励机制以促进企业发展,给穷国民众”逃离贫困”的机会。但即便这样,不平等依然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所引出的推论,在迪顿那里并未予以模型化处理。这恰恰给经济研究者劈出了拓展的空间。在我看来,当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好的”故事”和简练的模型来维持的。一般的程式是,先得有个好故事,引起同行关注,接着理出机理,最后借助数学模型予以刻画推导。迪顿的故事引人入胜,但要以模型刻画,还须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