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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现代性与乡村传统文化的未来

  在近代以来的精英分子看来,乡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组成部分,解决乡村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为此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建设实践,迄今仍在进行中。由此取得的学术与理论成果异常丰硕。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间充满了困惑、争论乃至悖论,深深地制约甚至破坏着人们的乡村建设努力,其中许多成为一脉相承、迄今都无法摆脱的窠臼。

  1.近代以来乡村建设的悖论与困境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成就辉煌。但从长时段看,当下中国的乡村问题与数十年乃至近百年前相比,仍然存在着大量相似的问题:经济落后、人口过剩、灾害频仍,等等。原因固然很多,最关键的还是许多基本性的困境与悖论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其中,又以以下两点最具代表性:

  第一,许多理论上的纷争一脉相承。曾有学者对近代以来思想界围绕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乡村建设路径所做的种种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提炼出其中的”十大论争”,其中包括”失调还是适度:人地关系论争”、”集中还是分散:土地分配关系论争”、”紧张还是和谐:租佃关系论争”,等等。以之对照当下思想界、理论界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种种讨论,其相似之处,绝非少数,且显然不能以社会的停滞来解释的。

  第二,”因乡村建设而致乡村破坏”的悖论。1980年来的农村经济改革显著地改善了农民物质生活条件,但发人深省的是此前人们就广泛议论的诸多现象仍然广泛充斥在当下乡村中。例如,现代教育的”离农性”决定了其不但未能解决乡村需求,反而销蚀了乡村原有的自然淳朴的文化气质,使其变得日益浮躁和功利;现代文化在乡村的持续渗透,使其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乡民精神生活日趋荒漠化;用意良善的新农村建设,在很多地方演变成强制农民集中居住的运动,使大量村落被夷为平地。

  2.现代性与近现代乡村建设

  关于现代性。目前并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但现代性必须通过现代化如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国家民族民主化等历程发展出来,则可以视为一种共识。就中国而言,1840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根本上”就是个现代性的问题”,且随着形势的发展,现代性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由此而催生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无论如何肯定都不为过。但同样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性”既有光彩夺目、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但也伴随着”难以下咽的苦果”,如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性异化、精神缺失等。而造成这一悖论局面的恰恰是现代性自身,即其价值体系的单一性与思维逻辑的断裂性。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始终浸淫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由此而确立的价值体系、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自然亦无法避免其单一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畸轻畸重现象,特别是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鲜明的精英色彩。这首先表现在精英分子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长期批判。甚至当下社会中那些致力于批判现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们,也深陷”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之中”,而无法摆脱”以己度人的精英意识”。与此相应,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乡村改造运动——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减租、土地陈报和扶持自耕农运动,知识界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当下的新农村建设——都是由政界或学界的精英分子发动和组织的。

  第二,鲜明的国家本位。这不但表现在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乡村建设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推进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的深层价值取向是国家的而非乡村的,乡村是手段而非目的。例如,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救活老民族”,即他反复强调的”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从旧文化里开出新文明”,特别是还要以此开辟出一个”为世界人类所依归”的”正常形态的文明”。相似的逻辑在当下人的思想中亦有深刻反映,例如,贺雪峰关于”重建农村生活方式”的主张与实验固然是为了解决乡村的问题,但其更深层的目的是要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为今天已经走入迷途的资本主义文明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中国道路”。

  3.双向城镇化应是未来新趋向

  进一步说,现代性悖论的发生关键在其违背了事物发生与存在的基本逻辑,现代性的成长乃至膨胀恰恰是以忽略甚至是消灭差异性为前提条件的。这也说明,超越现代性,恢复和重建乡村生活的多样性,是突破上述种种窠臼的关键。其中,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第一,重新认识并准确把握乡村文化的生成逻辑及其意义。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存性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点,在作为社会底层的乡村表现得更为直接、强烈。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自然性意义。乡村是人和自然互动的第一场景,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水文、动植物种群等资源存在状况与特点,决定着乡村社会的人口分布、集结方式、技术运用及其效果。

  第二,建立多样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只有建立多样而不是单一的模式,才能有效治理面积广大、差异巨大、人口众多的中国乡村。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行政体制的多样性。应该看到,目前政学各界所发生的种种争论,例如,乡村治理是采用”县政·乡派·村治模式”,还是采取”乡派镇治模式”、”乡派镇政模式”、”乡镇自治模式”,还是”乡治·村政·社有模式”,乡镇体制是需要”强化”还是需要”虚化”、”半自治化”乃至”取消”,等等,事实上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非非此即彼的单选项。既要让已卓有成效的各种尝试如河北”青县模式”、浙江”温岭模式”、广东”蕉岭模式”和山东聊城”联村自治”模式继续存在,更要创造更多的新模式。

  二是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组织的出现就源于在制度安排上确立了所有权等制度。因此,未来乡村经济建设,必须以完善土地产权为中心,实现土地的自由流动,使大企业经营与小家庭耕作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三是提升社会管理的开放性程度。目前,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原子化”与”无序化”状态,与社会主体结构上鲜明的同质化与草根化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从乡村内部来说是长期推行平均主义政策的结果,它削弱了主体间社会经济的差异性,瓦解了村落内联系的互补性和有机性;从外部来看,则与长期推行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有关,它导致了乡村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大量流失,削弱了乡村的内部再生能力。改变上述状况,要以促进乡村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为目的,提升社会管理的开放程度,特别是要深化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重点突破乡村与城市的壁垒,改革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从身份管理向职业管理的转变,改革其社区管理体制,从单一土著村民的权力垄断向多元职业主体的权力共享,大力促进以民间为基础的城市产业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向乡村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