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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在越南

  1. 开题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学联系、影响之研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各国的”文化寻祖”现象。由此,关注越中的文学交流,就可发现在古代时期,中国文学就已对越南文学产生影响。越南文学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都接受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从而丰富、发展了越南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但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近现代的中国文学中,鲁迅不仅是第一位被介绍到越南的中国现代作家,而且久经不衰,作品被精选出来在越南进行教育讲授,是在越南各所普通学校被尊敬、讲授的唯一一位中国现代的文学家。回顾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沿线,他始终深受越南公众的爱戴与敬慕。时至今日,欣赏鲁迅作品的越南读者,代代增多,对鲁迅的研究工作,也日益丰富和饱满。越南公众喜爱鲁迅,不仅因为他是一座越中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桥梁”,而且研究鲁迅,还有助于越南公众接近整个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从中理解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近的越南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过程。

  本人身为一个已有二十年”关于鲁迅的教研”的异国教研者,目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变迁的人,我想以今日的异国目光,重新阅读鲁迅,重新看待鲁迅被接纳于越南的过程,旨在突出他对本民族文学革新及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地位,从而再次肯定这位”身影覆盖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的艺术生命的不朽活力。

  2. 研究内容

  (一) 越南通过各个编译工作对鲁迅的接受

  ”译述”被视为是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第一座桥梁。通过译文,各种陌生的文学彼此靠近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接受并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单是语言的解码,通过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原文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事情,而且是另一种语言的”重新创造”的过程。译者既是读者——接受者,又是艺术创造者。为了作好这件事情,译者至少要熟练两种以上的语言;必须对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甚至对两国公众读者的需求、知识、习俗都要有详尽、具体、深刻的理解。鲁迅之所以能够来到广大的越南公众中间,首先依靠的是诸如译者邓台梅(一九〇二-一九八四)等研究者们的各种译述工作。

  我们都知道,越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标志于五四运动。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叶,那二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越南却几乎无人耳闻目睹。这种隔阂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在越南进行的”新书运动”后,进行了十分严密的文学检查和文学奴役化的主张;另一方面,是由于越南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固封认识。

  自十九世纪末,与先进、新颖的西方”模范”相比,古老、落后的中国,再也不是理想的”典范”了。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按理来讲,会对现代化路程上的越南文学拥有很多的积极作用,然而,实际上却是几乎不受关注。一九三一年,武玉潘编译的鲁迅的《孔乙己》,已经登载于越南的《法越》杂志了,可是当时,他对鲁迅还几乎一无所知。《孔乙己》是从一九三〇年出版于巴黎的《中国小说选集》中的一份法语译文中翻译出来的,也就是说,是通过第二种”转换”的语言,来接近鲁迅的作品,当时他还不能把作家的法文名字 Lousi 译成越南语中的”鲁迅”,进而作品名称也被错误地拼音为”孔士气”。

  实际上,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越南早已出现一些由黎于、阮进浪、潘魁等作者在《南风》杂志、《妇女新文》、《印度支那》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只是初步介绍中国用白话文取代古文的好处,并点名了一些代表作者,诸如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 等等和鲁迅的名作Ahy (即《阿Q 正传》)。在本阶段内,从根本上说,两国在文化交流上还是空白。越南生活中缺乏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任何信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越南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邓台梅从一九四二年以来,开始真正逐步推广鲁迅的各种作品,鲁迅才开始被视为一座两国文学十分重要的”桥梁”而存在。同时,邓台梅也被看作是第一位在越南为编译和推荐鲁迅而作出最早贡献的先生。

  根据一位同仁朋友的介绍,邓台梅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得知”中国有鲁迅”,但是十年之后,当鲁迅已经逝世,他才主动去”寻找”并”遇见”,在《声毅》报的”外国名文”栏目上刊登鲁迅的一首译诗《人与时间》的同时,该研究者还隆重撰文推荐鲁迅为 “一位时尚(先锋)的艺术家”。在这篇撰文后,他还先后介绍了鲁迅在不同体裁上的作品,诸如《影的告别》、《过客》(散文诗集)、《孔乙己》、 《阿Q正传》 (小说); 《为什么我写阿Q正传》、《狗·猫·鼠》(杂文)等 ;到一九四四年,长达二百二十页的《鲁迅 、身世、文艺》选集,作为该研究者向一位知己、知音人鲁迅的致敬而出版。在把中国现代文学介绍到越南的过程中,邓台梅为什么首先集中推荐鲁迅。按照邓台梅先生对此的理解,是因为鲁迅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典型代表:”鲁迅不只是一个人物,鲁迅还是一个时代”。在邓台梅以后,开始有很多译者和研究者,先后出版各种译文和专论,来对本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提出有相当见地的看法。

  在一九五〇 – 一九七〇年期间,外国文学编译与出版工作,在越南得到强化的情况下,有很多鲁迅作品的译文开始在越南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短篇小说和杂文。比如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孤独者》。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由潘魁编译的《鲁迅短篇小说》和《鲁迅杂文》。一九六一年有张正编译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一九六三年,张正还精选编译了鲁迅的约一百五十篇杂文,并印发成三部选集。一九六六年出版了的《鲁迅选集》。

  在各种译本中,数量最多的是由张正和潘魁以不同风格编译出来的译本。潘魁(一八八七 – 一九五九)是一位与鲁迅有着编译观点相同的译者。对他而言,译本必须绝对忠诚于原文,不许加减或颠倒前后叙述的秩序,以便向读者传达该民族之人的准确感受、想法、思维方法。他不赞成将原文”越南化”,使其变得易懂、易读的译法。不过,他”直接编译”的做法,虽然寻求忠诚于原文,却使用了相当的汉语词语,并保持了汉人的习惯说法,但却难免让众多当时的越南读者难以接受。与其相反,张正有着一种”流畅”委婉的译法。借鉴张正认为给他带来”阅读并编译鲁迅创作的兴趣”的邓台梅的经验,这位研究者提高了那样的译法,开始”寻求越接近越好”,”努力保持鲁迅心灵的音调”,在”把原作者的原意领会到位”的同时,”精选言语来译得流畅”。

  他认为,机械地”寻求忠诚于原文”,”则难以译得好”,”过于忠诚于原文而弄坏了自己要表达的句子就是陷入了形式主义”。因此, 张正主张”不依赖于原文,但要十分尊重作者的原意,也要十分关注自己表达的写法”;只要”领会原文精神,依靠原文并精选话语来突出该精神”;”行文要先进(尊重读者),遵守越南语的现代语法。有时候增加或减少一些词语,增,使得意思明朗,减、免得不再啰嗦重复。

  有时候不将词语转为换词语,而要掌握句子的语气译出来”——这就是编译风格体现的”灵活”精神;”不拘泥,不机械行文”。如此,虽然张正付出了很多努力,各译本的字词也还是出了差错,有些细节不能保证准确性,或被忽略,或被译得颠倒。然而,因为在翻译中使用”通俗大众”的语言,易懂的话语,满足了越南接受者的欣赏要求,也才使得鲁迅的作品,在越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校教材的普遍使用。至今,张正一九六一年编译的《鲁迅短篇小说》已经有过多次重印;其中一些经典作品,又被单挑选来,出版发行。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越南翻译出版的鲁迅主要作品集中在两种体裁:小说和杂文。多数人编译和重印的作品来源于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本选集,而不是鲁迅浩瀚的全部作品中。这个情况,源于越南读者在当代社会时期中的接纳需求:全体民族正在高举革命斗争旗帜——鲁迅在其作品中涉及到的思想内容,诸如彻底反抗封建礼教、教条主义、批判辛亥革命不彻底性和批判农民阶层的执迷不悟、愚昧心病的精神;知识分子阶层的软弱、柔嫩等,也正吻合了越南民众十分关注的社会、政治的许多问题。鲁迅在其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体系,也正符合了当时越南读者的爱好与期待。鲁迅的一篇篇杂文,那种文学阵线上的斗争利器,也正吻合着当时越南爱国青年的精神血液,因此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么一来,就使得鲁迅在越南读者中开始了如中国一样的被神话和崇拜。

  一九七五年之后,当越南完成了国家统一,由于国体、政体的需求,鲁迅依然长期受到越南读者的欢迎。鲁迅在其他体裁上的创作(诗和研究),也开始逐渐获得了译者们的关注。一九九九年,鲁迅从他游学日本之前的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五年创作出来的全部七十五首诗歌,获得了汉学学者潘文阁具有规模的编译和注解。为了让读者易于阅读,译者对每一首诗的创作背景和含义,都做出了注解和概括。这一本诗集由劳动出版社 – 东西语言文化中心,在二〇〇二年出版。鲁迅的《野草》散文诗集,也获得了演珠、范示好、陈亭史等译者的编译。特别是,通过良维心、良维次等两位译者的努力,鲁迅研究并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在二〇〇二年首次来到了越南读者的手里。

  (二) 越南通过各项研究工作对鲁迅的接受

  可以说,很少有外国作家能够像鲁迅这样,在开始被越南翻译、介绍的前十多年里,就有四部有关鲁迅和他作品研究的专著出版。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之路和艺术特色及变化等,都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被越南汉学家研究并著述。早那时,与邓台梅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黎春武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帅》(一九五八),李何林——一位曾在河内综合大学进行讲授的南开大学教授的《鲁迅、身世、思想、创作》(一九六〇),张正的《鲁迅》(一九七一),此后还有芳榴的《鲁迅:文学理论家》(一九七七)等研究专著的出版。除此之外,阮献黎还亲自出资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一九六八)一书,其中很多章节,都是关于鲁迅和他的创作。

  总体来说,一九八六年以前,在越南关于鲁迅的各种研究工作,表面热烈,但内容还较为单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正统文学”潮流的影响下,该阶段对鲁迅创作的研究,更多的偏向于社会学方面,而疏忽于鲁迅创作的艺术本身。这种出于反对形式主义的需求和政治的需要,使得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社会历史法”。研究者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多的是把鲁迅的研究停留在和越南现实吻合的接合点上,如阮武理解的鲁迅:《鲁迅,一位不懈努力地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锋战士》,文波的文 :《关于鲁迅创作中的一些知识青年》,阮南的《阿 Q 形象的核心含义》,芳榴的《鲁迅,重大的批判之笔》,张正的《阿 Q 叔叔与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化中的鲁迅》等,其对鲁迅和他作品的理解,都还大多停留在”文化与革命”的问题上 。在这一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鲁迅杂文和诗等创作的文章,如文波的《有关故事新编》;南珍的《诗人鲁迅》等,但都不足以影响偏重社会文化需要的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尤其是对《呐喊》和《彷徨》的过度阐释,影响了越南文坛和读者对鲁迅文学成就的全面了解。如对这两本小说中鲁迅的反抗封建问题、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问题、农民和农民革命的问题、妇女命运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悲剧问题、人性退化问题、人物形象的核心含义问题、创作上写作者的世界观问题,等等等等,这种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研究,遮蔽了鲁迅最个人化的艺术追求。

  在越南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那种过分正统和传统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一种复杂的文学被”归纳为条条框框”的简单,从而引起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不能准确、丰富地把握隐藏在言语和文本背后的”深层精神脉络”。例如,将有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框架”,施加于所有研究活动的努力,最后使鲁迅的作品变成各个证明研究者思想的”示意图”。或者,有相关人士将鲁迅的各类作品,都笼统归类于现实主义的写实和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的方法,而在实际上,鲁迅创作中的现代性和浪漫主义、象征、隐喻等,都被对现实主义简单、对应的理解所遮蔽和掩盖 。这么一来,就使得对鲁迅的研究,必然缺少客观性、丰富性和现代性。

  文学研究上的深度和新颖,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视角的选择、革新和研究方法的独特。为了不断在那些不变的文本中找到新的东西,研究者必须对”解读方法”寻求革新。自从”接纳理论”在越南的出现,并提高读者主体身份的时候,现代写作学角度下的文学创作研究,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主动将这一新颖的方向,运用到了革新鲁迅研究方法的工作中。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被介绍于越南,为越南的文学研究工作启发了许多新的方向。在这样的这样的文学理论背景下,鲁迅文学在越南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突破。尤其在提高理解鲁迅作品的内在性质上的研究努力,终于在寻找构成一个鲁迅作品整体艺术的各个部分上去研究鲁迅创作的方法日益强化。许多研究工作者,在接受新的理论的同时,就开始将其运用到对鲁迅创作的研究上,从而使鲁迅研究,在越南开始有了新的局面和见解。正是始于这一时期,对鲁迅创作的研究,变得更加全面和现代。

  在内容层面上,鲁迅时代里中华社会现实面貌的那个陈旧、古老、”食人肉”的尚未醒悟的人与社会,开始回归于作品中的人、人性和人的尊严的本身。作品中人和人本身,上升为超越社会内容的”人”与人性。

  关于艺术方面,鲁迅小说中的语言、形式和营造人物的方法及小说中的想象、浪漫、象征、隐喻等笔法,还有小说的趣味、讽刺、抒情、感觉等鲁迅艺术风格的魅力,也都获得了较多的分析和研究。从总体上说,关于鲁迅的研究工作,在越南已经转身为中国现代文学辟路者的文学家和他写作革新与精神。

  这样,自一九八六年至今的关于鲁迅艺术本身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如围绕着人物塑造方法的研究,初步统计,不低于十部著述(文章、学位论文和专项论文)。人物类型不仅被按照主人物、辅人物、中心人物、功能人物、思想人物、类别人物等新文学理论的指引来理解 ,而且还有各种”开放性概念”的人物产生。如畸形人物、非寻常人物、孤单人物、情绪人物、群体人物等这些现代方法角度下的鲁迅小说研究,已经在越南渐成气候,别开生面。值得一提的研究是黎辉消的《鲁迅短篇小说的笔法》(一九八八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和良维次的《关于鲁迅写法的一些问题和普通学校中对鲁迅创作的传授》(一九九二年)。在对比各个传统叙事作品的基础上,黎辉消已经分析并突出了鲁迅”新颖得不仅先锋,而且拥有连当代作家们也意识不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良维次在其研究工作中还涉及到很多有关鲁迅短篇小说的其他艺术性的现代探索:”在写法上,鲁迅既体现民族性,又体现了现代性——具有一种所谓鲁迅独有的写法,而且这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独有的笔法。它富有中国色彩,但同时又极具现代,相通于世界的现代潮流”。

  在这一阶段内,对比视角下研究鲁迅作品的意识被提了出来(体现在对邓台梅、张正、阮尊等前辈的有关研究之启发),并继续获得了进展和开拓。典型的有范秀珠的《关于 Chi Pheo 与阿 Q 之间的若干对比》,陈黎宝的《维克多·雨果和鲁迅创作中的困苦人群》等。特别是与上一阶段相比,本阶段已经扩大了对鲁迅作品的研究范围。以前研究者们多都停留在鲁迅小说的平台上,而现在,鲁迅的散文、杂文都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有关散文《野草》的研究,陈亭史已经编译并分析了其中的现代叙述和象征意义。阮氏梅筝也对此提出了该作品中的超现实和现世主义的因素问题,除了通过专论《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两部短篇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二〇一〇)来突出叙事模式的革新,阮氏梅筝还有《故事新编——一本现代方式叙述的小说)等现代研究专论,由此分析、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先驱意义。

  3. 结论

  ”文学接纳”在当今越南文学研究上占着优势的趋向。这是一座联接世界各样文化交汇的桥梁;是有普遍价值的文化传遍全球的新途径。有关越南接受中国文学及鲁迅的研究,虽然在越南早已开始并成规模,但比起鲁迅文学的世界性成就,仍需更多、更具规模的新方法和辛苦的工作。正如我们所知,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固定、封闭存在的产品,它们是一个开放性和不断运动的世界。如同波兰哲学家 R. 英加登(R. Ingarden)的表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一直要求(研究者者)的充实来达到最高的境界。文本,本来是作家创造艺术的最后产品,但是文本自身,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来自创作成为一部作品的条件,是那部创作文本,必须具备文学价值,与此同时,文学价值又只能通过读者和作品的”会见”才能得以形成。只在被接纳的情况下,作家的创作过程才真正完毕。我们说文学作品非静而动,从不停留,异于文本自身就正是如此。如同其他艺术形态,比如一幅画,当人们观赏时它才存在,一部乐曲,当人们沉迷欣赏时才有意义 ;文学作品当获得读者的接受时,才拥有真正的生命。然而,所有艺术的价值又都具有历史性;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代和各种研究方法的革新趋向联系在一起。不同于中国接受鲁迅的复杂历史(有时候他被推崇并变成神人,被视为”圣人”,其作品多被过度阐释和拔高;但有时候,他却又成为一个遭受激烈”反思”和诟病的对象),在越南,鲁迅始终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尊重和珍重,其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多,并不断重印再版,其研究也随之平稳、渐热并得到不断的开拓,从而使鲁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典范和代表,成为中国作家在越南无法取代的面孔。而且,对他的研究,也成为越南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一面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