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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生态文学分析

  生态文学在20 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80年代中期才在中国起步。本文的早期生态文学指的就是在中国生态文学的起步阶段,以报告文学为主要创作形式的生态文学。所以《山坳上的中国》既是我们了解自己的镜子,也是需要我们学习来促进自身发展的智慧。其中第八章《生态危机:留给子孙的遗产》和部分第九章《”忘恩负义”之罪》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过度破坏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给当时的中国和后辈造成了严峻的生存威胁。

  一、研究背景

  1.研究内容。现有研究中,总体上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多为近些年生态文学发展概述,以及生态文学演变和各阶段特点及问题。比如吴秀明《文学如何面对生态——关于生态文学理论基点和生存境遇的思考》中提到早期生态文学成果不丰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审美中介的环节,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加转换地搬到文学研究领域”;史元明《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将生态文学的发展分为”浅层生态文学”和”深层生态文学”;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指出生态文学”不能违背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的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感情化、形象化。”

  总而言之,与早期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学而言,90 年代后出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文学,直到当代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学,学界更愿意给其”主义”、”派别”之类的分别,并让早期生态文学与之后的”深层生态文学”分个高下。比较的结果基本是后者是前者的转化和升华。

  2.研究成果。因为研究的内容和问题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所以研究成果多为生态文学的创作思路和不足。比如宋俊宏《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的回顾与反思》指出的”危机战士有余而根源探究不足、城恶乡善的叙述模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痕迹明显”[3];张晓琴《中国生态报告文学综述》中提到上海师范大学杨建剑龙先生指出的”中国当代大部分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仅停留在生态破坏的揭露展示方面,缺乏对生态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所缺乏的是西方生态批评家将生态危机与人类的文化紧密联系的做法,即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

  二、早期生态文学话语探析

  生态文学固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在创作形式和思路上自然与其他文学形式大同小异。可若只将其限制在文学创作的范畴,与其他需要更多的展现感情和人文的作品比较,或者非要与其后期的生态文学一较高下,未免有些不全面。因为生态文学不只可以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从另一个方向看问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本文从话语的角度重新看待早期生态文学,试图厘清其与后期生态文学发展的关系及地位。

  (一)为早期生态文学正名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的报告文学虽然是生态文学第一次传入中国的文学形式,与90年代渐渐演变和兴起的新型生态文学诚然有紧密的先后顺序,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出自同样的话语和心声。因此将二者进行比较,并加以高低之分,是不全面的。本文尝试概括以下两个方面。

  1.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针对早期生态文学而言的,这种主义认为报告文学虽然运用各种证据和手法呼吁人类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但最终目的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是因为生态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所以才要保护生态,其中也有正确利用、高效利用生态的主张。

  但是生态整体主义是从大自然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的,其出发点不是人类,而是将心比心,从生态本社的角度出发,维护生态的整体有序和平衡。比如说,关于水土流失的问题,在《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第二节中被视为”文明衰落的原因”,而生态整体主义则认为水土流失是人类对生态的伤害,不应该破坏生态本来的面貌而主要供人类利用。当然,也是有个别的研究指出了整体主义应该适度,在看到机器文明给生态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工业的发展确实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壮大。所以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的生态文学也应该注意,不能够全盘否定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的影响,而是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保护环境。

  值得提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真的能够准确地概括两个阶段的生态文学么?对”主义”的钻牛角尖显然无益,它只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评判标准,却不是衡量文学的尺度。更不用说两个主义又有多个形态了。只要做到适度,既考虑到人类的生存,又站在生态的整体考虑,是生态文学共有的话语特征。举个例子就是《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第一节”五斧砍树,十膊争林”中,从浙江、四川、陕西等地区历史发展和现实说明人为是森林沙漠化最主要的因素,并呼吁效仿美国”新政”,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环境,否则森林问题会成为我国长远发展的隐患”。所以,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不是评判早期生态文学是非的标准,将人类中心主义扣在早期生态文学的头上,评价其功过也是不客观和毫无意义的。

  2.浅层生态文学和深层生态文学。无独有偶,深生态学(deep ecology)运动代表人阿恩·奈斯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深”层生态文学和”浅”层生态文学之分。浅生态文学主旨是运用生态学思想去”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中心主题是”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深层生态学则”采取理性、整体的观念,试图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是生态的中心的形象,而采用更为整体的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

  这样的划分实质上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是异曲同工的,可这种划分传入中国后,很多人将此分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浅”与”深”新的内涵。认为”浅”与”深”的作品区别不仅在于”主义”,而且,体裁和创作手法的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从话语角度分析就不存在深浅的问题了。因为早期生态文学在中国新生时,中国并不能给予参照的经验或者历史,只能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摸索。报告文学就是早期生态文学摸索的成果。

  60年代的欧美经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腾飞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急需通过遏制人类的过度行为,减轻或者消除对环境的践踏。而生态文学传入中国时,虽然我们不是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但建国不久,社会的发展也同样给环境带来不小的伤害。所以早期生态文学的话语是更好地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低”的,抑或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是面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就会有特定的保护环境意识、报告文学知识和相应的语言,早期生态文学这样一个循环的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话语。早期生态文学就是这样话语环境中的产物,它和其他创作形式的文学当然有异,甚至在某一叙述优势不及彼,可这绝不能够泯灭其在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话语。书中这样写道:”全世界每年起火约 20 多万次,其中却以中国为最。大兴安岭的失火却是人为,但是长期的过量砍伐,森林垃圾巨量积聚,加上官僚主义、管理混乱、灭火工具落后等是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面对人类对大自然直接或者间接的”施暴”,笔者用冷静缜密的思维,科学长远的思考以及专业的角度和准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相似事件背后的实质:人为,并警醒中国的发展方式。而所谓的”深生态文学”运用更多的抒情技巧,婉转迂回地表达情感。但是二者表达的内容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最根本的是话语不同。《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以及第九章部分,处处扬洒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的话语,将这样的意识形态嵌入每一组数据,每一个事例中。所以二者没有深与浅之分,只有话语之分。但是,值得说明的是报告文学确实有其弊端,在此不再赘述。

  (二)话语表达的不足

  早期生态文学也是有其不足之处的。”从创造手法上来看,浅层生态文学一般都是以某个具体的问题为中心,然后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加工资料,最后组织成文。”比如《山坳上的中国》中,第八章第四节,为了说明形成淡水危机的两个主要原因是需要量急剧增加和水源日益被污染而举例说明:”西北、山西、中原不断向黄河提出要水的要求。黄河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但是流经的正是北方较干旱的地区,平均雨量较少。三角洲的开发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总的开发水平不高。新的开发地区少且量少,比如柴达木地区,能用的只是报告中 44.3 亿立方米中的 77 分之一”等大量的数据和事例的堆砌,”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因而对一些问题的概括描述上不够准确。”而后期的生态文学也在道德、人性等方面表达得更深刻,是早期生态文学应该学习的另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苇岸在他的《土地道德》中探讨了土地道德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是土地把人类变成土地的一员,警示人类要尊重土地的每一个组成:”什么是土地道德?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道德都不会超越这样一种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结 语

  早期的生态文学脚踏拯救大地的志向,仰望”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秉承着保护地球,拯救人类的话语,为中国生态文学开辟了一条明确的前进方向,后期的生态文学也紧跟步伐,让生态文学在内容、体裁、创作思维上更加丰富和创新。但是任谁都无法磨灭它独特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在后期创作的面前也不惧任何高低与深浅的比较,因为它的话语是特殊的,早期的生态文学也是独一无二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也用一组组数据,一个个事实告诉我们,早期生态文学并不是一个”主义”、一个”深浅”就能一以概之的。早期生态文学作品,借助文字的力量播种绿色,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和谐社会”遥相呼应,既是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警醒,也科学有效地通过话语传递生态忧患意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