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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萧统的编辑学思想

  中国这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其古典文献之丰富,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众多的古代文献典籍,凝结着许许多多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和聪颖智慧,同时也积淀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编辑实践经验和编辑学思想。

  诚然,在中国古代并无编辑学这门学科,首先提出”编辑学”并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术语的,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的《编辑学》( 广州自由出版社1949 年 3 月)。但是,中国古代却有丰富悠久的编辑实践活动和蕴含深刻智慧的编辑思想,为当代编辑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坚实基础。

  在我国古代编辑学思想史上,萧统是一个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图书编撰家。

  萧统( 501—531) ,字德施,小字维摩。祖籍南兰陵( 治今江苏常州西北) 人,出生于襄阳( 治今湖北襄阳市) 。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在天监元年( 502) 被萧衍立为梁朝的皇太子。但萧统体质较弱,未能即位,便于31 岁病卒,梁武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天资聪颖,少时即遍读五经,博览群书。受时代风尚影响,萧统对文学尤其喜好,而且文思锐敏,颇能接纳才学之士。当时著名文人如刘孝绰兄弟、到洽兄弟、王筠、殷芸、陆倕、徐勉、萧子范等都曾与萧统有过颇深的交游。萧统受其父影响,崇信佛教,对佛学多有宣扬。他与才学之士编纂的《文选》三十卷,是先秦至梁文学作品精华的总集。

  萧统主持编辑的《文选》,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必读书目,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萧统身为皇太子,位高权重,他以高度的文学素养,丰厚的学术著述,主持编撰这一总集,不仅影响隋唐以降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波及七、八世纪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创作。他是实实在在的”主编”,并不像那些专制帝王的”御纂”、”敕编”只是”挂名”。虽然萧统著述繁富,但如果没有他周围的文人如”十学士”的协力帮助是不可能的。《梁书》载: ( 萧统) “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 闲怀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

  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萧统在编辑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讨论篇籍”、”商榷古今”的概况。在我们看来,萧统主持编辑《文选》的工作,已经体现了一种主编真正领衔、全面负责,其他成员密切配合的团队协作精神,在主编提出的编辑思想的指导和统一指挥下,集体努力,编撰了这一部结集八代文学作品的总集。

  关于《文选》是出自萧统一人所选,还是萧统周围文人也曾参与编撰工作,学界尚存争议。但历来史家都认可《文选》的著作权归属萧统,并且此书充分反映了萧统的编辑思想,包括编辑目的、编辑原则、编辑体例、选录标准等等,在中国编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萧统的编辑思想,首先体现在《文选》的编撰目的上。”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是《文选》的编撰目的。他在《文选序》中说: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这明确说明编撰之目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作家如林( “名溢於缥囊”) ,作品甚多( “卷盈乎缃帙”) ,只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才便于阅读品味。清代诗人藏书家朱彝尊在《书 < 玉台新咏 > 后》一文中曾指出”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乃《文选》的编辑目的。

  他说: “《昭明文选》初成,阅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择之可谓精矣。”要知道,《文选》收录作品的年代,是上起自先秦,下迄梁普通七年 ( 526) 以前,在这长达一千多年里,才士迭起,群星繁多,文学佳作如林,汗牛充栋。以《汉书·艺文志》所记为例,作品多达一万三千多卷。那么,该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选文定篇,选出精品呢?有学者考证推测认为,萧统所主编的《文选》编纂工作,至少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进行广泛的阅览,尽可能多地搜集到相关的文学作品。第二阶段是根据某种标准进行甄别和裁减,”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进而编选成集。

  萧统的编辑思想,也体现在《文选》的编选原则上。从《文选序》看,其编选原则可归纳为”四不”、”二严”,即经书不选、诸子不选、繁博之记言不选、记事之传记不选,取舍从严、史书选取从严。他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的编辑思想,还体现在《文选》的编辑体例上。如果我们从中国编辑学思想史的角度而非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文选》绝对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文选》不仅具有创造性地开始了一个新的编辑类别——”选学”,而且,主持编辑者萧统的编辑体例也影响深远。萧统明确提出《文选》的编排体例是: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选录了一百多个知名作者和佚名作者的优秀文学作品七百余篇,并且,它根据文章的体裁分为 38 类( 今”移”类已缺)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关于《文选》的文体类型的名称,根据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40 体的相关说法,今人学者刘永济说: “按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四十目。”。《文选》在文体分类上,有几个重要特点: 首先,是按照体裁类型,把作品分门别类地编排在一起。这些体裁之来源和划分标准,多种多样,都以自己独立的身份,共处于一个体裁系统之中。其次,诗赋体乃是《文选》中的重点体裁,但选录的作品甚多,风格差异较大,所以又以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做了区分。再次,在同一文体中的作品,古今俱有,就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编排。这种古今有序的编排,可以反映出文体的发展变化。

  萧统的编辑思想,还特别突出的反映在选录标准上。不少学者认为,他在《文选序》中提出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其选录标准。但学术界对”事出”二句的理解是有分岐的。郭绍虞认为: “上句的事,承上文的’序述’而言,下句的义,承上文的’赞论’而言,意谓史传中的’赞论’和’序志’部分,也有沉思和翰藻,故可作为文学作品来选录。沉思,指作者深刻的艺术构思。翰藻,指表现于作品的辞采之美。二句互文见义。”这就是说,文章的写作,是产生于深刻的艺术构思,而文章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优美的辞采来表现。必须指出,萧统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等的提法,应该说不只是辑录赞论序述的标准,而且也着力体现了文学作品选录总的思想倾向,乃是不以功利性为目的,侧重于审美性,注重辞藻,是《文选》所录诗、赋、文的共同特征。

  应当说,萧统编辑《文选》,在中国编辑学思想史上,是总集编辑工作方面新的突破,开创了中国编辑史上的一个新的编辑类别——”选学”,其关于总集体例的思想与实践,为后世提供了范本( 范式) ,功不可没。屈守元指出: “萧统之撰《文选》,汲古钩深,芟芜毓秀,方之尼父删定《诗经》、子政编次《楚辞》; 其过于仲洽《流别》、临川《集林》之流远矣”。《文选》的编辑,对后世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而,唐代初年即有”选学”之目,而”文选学”成为一门显学,其”沾溉词林,津梁学海,非一日也”。钱钟书也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总之,萧统的编辑思想,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