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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的英译本浅析

  林语堂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坛中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家,他不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衔接中贡献斐然,为 20 世纪开放性与民族性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形成发挥了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而且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为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古代文学经典《浮生六记》出自清朝学者沈复之手,是一篇自传体小说,通过作者自身对生活的认识,记录现实经历中的点滴细节,体现出主体对人生的哲思,具有一定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美学价值,且风格闲适恬淡,与林语堂一贯的行文之风,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林语堂通过对《浮生六记》的英文翻译活动,开创了英文翻译古代汉语作品的先河,打破了林琴南时代只能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代局限性,在翻译学和比较文学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

  一、文化翻译的相关介绍

  (一) 理论定义

  文化翻译,也被称作是”跨文化翻译”,是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活动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翻译方法和现象。 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翻译中要把不同的文化意识译出来,分析译作和原作之间产生的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 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过程中,务必要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 进行对本国文化接受倾向的适度改动,以达到在本国文化消费市场中赢得实际层面的效益。 作为比较文学中最具有文化共融性的一种文学活动,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元素的对接与搭配,更存在着文化之间的融通和对比。中国文学作品不但实绩丰厚,而且艺术价值很高,深受外国文人的欢迎青睐,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使得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迹象越发明显,各种外文译本的相继出世,说明了中国文学在比较文学中逐渐走向核心地位。

  (二)基本特点

  文化翻译作为一种翻译手段,存在着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翻译思想的主体性,由于翻译主体在国别文化、教育经历以及行文风格等均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多样性的迹象,既存在着如金介甫、戴乃迭这样的外国汉学家,也有如高行健、黄仁宇这一类外籍华裔的中国文学名家,同时其中也矗立着如林琴南、林语堂、鲁迅这一类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采撷异域文化养分的翻译名家,所以即便翻译同一部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主旨也很不相同。 第二,语言多变性,也就是说翻译活动的完成并非一定要遵循字句间的完全搭配,而是要根据翻译语言的行文习惯,展现出民族精髓般的文字处理,例如诗人白莽将匈牙利裴多菲的《革命箴言诗歌》改造成古体的形式,便体现出这种翻译过程中的灵活性。 第三,生动传神性,翻译后的文字虽然要遵守本国语言的逻辑习惯和语法规律,但文学作为审美与抒情的社会工具,仍然要在作品中保留或填充美的价值,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本国语言的优势。

  二、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思想

  林语堂在汉译英的翻译活动中,通常会比较注重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共鸣,因此在翻译《浮生六记》的时候,他往往能够考虑到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审美共性,通过外国读者的思维假想模式,实现中国文化的平易近人与通俗易懂。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中国立场的汉语使用者,林语堂更是不忘中国语言文化的精髓,在翻译中一方面采用英语中的亮点词汇,一方面在文字的审美内容中尽可能保持多的文化元素,将文化翻译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二、林语堂在

  《浮生六记》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原著性

  对原著在情节轮廓和主题上的尊重,是所有翻译活动的根本原则,林语堂在英译《浮生六记》的过程中,自然也要对其进行维系和恪守。 林语堂在翻译活动中,因为其自身对传统小品文情有独钟,也对其行文风格烂熟于心,因此他力求做到对原作者和原著的双重尊重,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深刻理解,使得翻译的信息能够让读者一眼洞穿原著作者的写作目的。 例如在沈复《浮生六记》的原著当中,有一句”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薄”,在林语堂的英译本中,该句被翻译为:”In one hand, a red silk thread 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and …”。

  在传统文化中,”月下老人”是神话传说中主宰民间姻缘的神仙,而其为人间情侣穿插姻缘的工具,正是他手中惯用的”红丝”。 而在西方文化中,读者们会更了解”丘比特之箭”,而对”红丝”产生陌生或误解的迹象,而且西方审美惯性中,红色则象征更多的为血腥暴力的意象。 因此鉴于这种考虑,林语堂便运用了文化翻译中的主体能动性的特点和优势,摒弃了直译的机械手法,将这个颇具陌生化意味的词汇,借助英语从句的语法形式进行了解释:”a red silk thread 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同时也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中国民间谚语灌注其中,既堪称是恰到好处,也显得通俗易懂。

  (二)生动具体性

  直译方式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和翻译事业的进步,越来越遭到翻译家和研究人员的否定和诘难,这在于这种机械单一的翻译技巧,难以体现出文化翻译的优势,在语言文化的交流中,很难通过文化词语的方式,发挥良好的中介作用。因此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的过程中,力主意译的手法,讲求语言单位的生动具体,并达到审美意趣的升华和凝练。林语堂认为,生动性和传神性,正是翻译活动中的价值和灵魂,在《论翻译》中就曾经明确表示:”译者不但须求表情达意,并且以传神为目的。 语言只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 ”

  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的过程中,也将这种精神注入其中。 例如在原著中,沈复写到:”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 “林语堂将本句译为:”But Yun alone was clad in dress of quiet color, and bad a new pair of shoes.”在这一句的翻译中,林语堂将表示安静的”quiet”修饰名词”color”(颜色),摒弃了索然无味的”light”等直译的词汇。

  (三)形象传神性

  注重语句的形象传神,实质上是针对上一种特点的升华处理。 在沈复的原著中,有一句颇具审美情趣的语句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 在林语堂的笔下,翻译为:”When the water is clear, I will wash the tassels of my hat, and when the water is muddy, I will wash my feet.”这一句的翻译保持了原句形式上的工整对仗,同时还运用了”hat”和”feet”两个比较符合英文韵脚的词眼,让本句阅读起来十分押韵,且朗朗上口,增强了美学效果,使得句子更具传神的意义。

  (四)直观明了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细节处理,林语堂也力求摒除直译的晦涩,而是通过直观明了的处理,让语言的表情达意功能继续发挥到极致。 例如原著中有一句”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 “在这一句中,争议颇多的便是”朔望”这一词,在古代历法中,这是一个计时方法中的通用名词,其中”朔”即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望”即正月十五或者十六。 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农历的陌生,林语堂直接将”朔望”一词翻译为”On the first and fifteenth of every month.” 这样既尊重了原著的意思,也符合作者的阅读习惯。

  结论:文化翻译作为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原则,有助于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与频繁交流,并在其过程中减轻很多认知隔阂与理解摩擦。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日趋加快,通过文化翻译的运用,不但有助于实现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而且有助于中国读者开拓视野,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学的文化要义。 而殊不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林语堂先生就已经将这一手段的发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和境界,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上,固然是功不可没,大大促进了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也在当代文学的发展时期,推动了比较文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