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评论

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外语论文 > 外语翻译 >

周来祥美学的三大遗产分析

  周来祥先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谐说的创始人,他2011年6月30日逝世,到现在已经4年左右时间了。周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美学研究,60年代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到八九十年代,他的美学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研究美学将近60年,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这个时间是最长的;他80岁高龄重新招收博士研究生,逝世前不久的病危期间,与探望者交谈的仍是美学问题。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美学事业。现在他离美学而去,但却为中国当代美学留下宝贵的遗产,举其要者有三:这就是富有历史感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切入精髓的古典美学研究和从古代和谐突围的理论启示。

  一

  周先生认为,辩证思维是现代最高水平的思维方法。在当下追求时尚热点的理论环境中,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在笔者看来,思维方法可以是多元的,至少应当将辩证思维作为诸多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种而予以充分肯定。

  就周先生本人的研究看,他常讲这种方法,但就中国当代美学而言,像他这样看待辩证思维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像他那样将学习和运用这种方法作为一门课程并贯穿到研究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中,这样的学者似乎更少。这里必须提到李泽厚先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姚文元提出”照相馆里出美学”的观点,呼吁美学家从狭小书斋的抽象概念中走出来,在生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美。针对姚文元的实用主义观点,李泽厚撰文提出辩证思维的问题,他认为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同于一般的事物处理方法,而要求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理论思维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说到这里就需要注意,时隔半个世纪,姚文元的实用主义美学又得到当今美学的呼应,实际上成为”照相馆美学”的历史翻版。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体系是运用辩证思维建立起来的,他的思维特色是对事物矛盾二重性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将在一般人那里分执开来而显得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显示出强大的理论思维的整合力量,这也是他在青年时代就能建立一个重要美学派别的基本条件。李先生的美学是由一系列对偶范畴的矛盾推演构成的理论体系,尽管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外部形态,但其内在联系的有机性、流动性和整体性,在近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史上还是少见的。

  20世纪80年代初周先生开设”文艺美学原理”课程,同时讲授辩证思维的方法,出版《论美是和谐》和《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两部著作。前书是论文集,其中《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和方法》和《美学论纲》两篇谈辩证思维较为集中;后书亦称《文艺美学原理》,这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成体系的文艺美学著作,此书绪论的第二节系统地论述辩证思维的方法。新版《文艺美学》第二章”文艺美学的方法与文艺美学的理论体系”,则是他长期论述和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的一个总结。

  周来祥先生讲辩证思维,主要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两个方面。他认为,辩证思维方法的特点在于使用流动概念与流动范畴。他讲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四个要点,即:抽象上升到具体以从经验中抽象出一般概念为前提,选择好逻辑起点(事物最简单、最本质、最普遍的内在联系并且包含向后展开的矛盾胚芽),逻辑中介和推演过程,终点向起点的复归;他讲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两个要点,即:逻辑的起点就是历史的起点,范畴运动史与美学发展史的一致。周先生本人的美学研究就运用了这些方法,例如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就是他文艺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是从文艺创作的丰富生动的感性经验中归纳抽象出来的,它包含认识和情感的矛盾二重性。艺术的这个审美本质规定着艺术的分类,分类有质和量两个原则:按照量的原则,可分为偏重客观认识的再现艺术和偏重主观情感的表现艺术;按照质的原则,可分为认识与情感、再现与表现在对立中偏于中和的美的艺术,以及在统一中偏重对立的崇高的艺术。按照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逻辑的分类同时也是历史的分类,对立中偏于中和的艺术属于古代历史,而在统一中偏重对立的崇高艺术则突破古代和谐向近现代发展,最终在新的和谐美理想的引导下走向未来。

  在方法论的学习上,周先生还有一套独特的训练模式。第一学期在讲授美学理论的同时,他要求研究生读一本国内学者编写的辩证逻辑的著作,接下来读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黑格尔的《美学》,同时要求边读边做笔记。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再读黑格尔的《美学》,这就和以前大不相同,感觉容易多了,理解也深入多了。可以举笔者后来美学研究的几个例子说明这种影响。辩证思维讲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统一,这个起点决定着整个理论的发展走向,必须十分重视,笔者在几个课题的研究中都试图体现这一点。一个是《20世纪美学研究》。倡导壮美(即崇高)和悲剧意识的王国维既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终结,也是现代美学的开端。周先生强调王国维美学作为古代美学终结点的意义,而笔者则看重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历史起点的意义。以王国维为起点,这就立即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理论效应,即贯通了20世纪百年以来的中国美学和艺术,不再以近代、现代和当代这三段将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人为地分割开来。还有《中国美学原点解析》。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笔者进入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为了避免或将老庄或孔孟作为出发点的偏颇和随意性,笔者将研究回溯到上古宗教,称先秦美学为”原点”。通过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相互关系的研究,认识到这个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意义:作为起点,它规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美学的基本走向;作为终点,它是此前原始文化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原点解析试图揭示”道”和”德”作为中国文化和美学最高范畴的起源,以及”道不高,德不低;道性柔,德性刚;道形隐、德形彰”的三个独有特点,揭示中国古代人性结构的生成方式和审美意识的特殊机制,并试图以”四象三圈”的分析模式,展现中国古代美的基本形态。这个分析模式或许可以为理解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为研究原点之后中国美学的流变及现代转型,提供一个新的审视角度。

  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做”北京审美文化史”的课题(主编并参撰三卷本《北京审美文化史》),在研究过程中辩证思维也是得到体现的。在这个课题中,针对北京审美文化研究长期以来偏重明清两代且较为零散的状态,笔者将研究上溯到上古时代,提出了北京审美文化”三边构架和三点轮动”的理论,”三边构架”即由中原华夏花卉文化、海岱东夷飞鸟文化与辽西北狄龙兽文化所形成的深远广阔的历史背景,”三点轮动”即夏商时期海岱东夷文化的西进,两周时期中原华夏文化的东进和秦汉之后辽西北狄文化的南下。三点轮动对北京审美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岱东夷文化西进的首次轮动引发了商族从燕蓟平原出发沿太行大道南下的历史过程,中原华夏文化东进的二次轮动引发了燕国北上辽河流域并将礼乐文化拓展开来的历史过程,而秦汉之后辽西北狄文化南下的三次轮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汉族文化的北上,最终形成了北京审美文化南北居中的历史地位。这个理论探索确立了北京审美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统一的起点,为进一步研究和整合历史悠久的北京审美文化提供了一种可以继续探索求证的理论假设。

  二

  周来祥先生的第二个遗产是他对古代美和艺术的阐释,他的”美是和谐”的理论在解说古代美和艺术的问题上最为有效,尤其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更是如此。对于周先生美学的新的和谐亦即辩证和谐观点,笔者从读研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将周先生的美学理论分为古代素朴和谐、近代矛盾对立的崇高和现代辩证和谐三大部分,笔者认为他的理论最具优势的是对古代和谐的论述,最具启发性的是他对近代崇高的论述,而问题最多的则是现代辩证和谐。20世纪80年代初,周先生的美学体系中有”新型的和谐美艺术”,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对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标准,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一种阐释。这是时代烙印。中国美学从王国维那里走出古代的历史并不长久,到20世纪50年代理论界着力阐述两结合思想的时候,现代美学仅仅有大约半个世纪的历程,至今也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过早地倡导辩证和谐,实质上只能引发向古代和谐的倒退。

  但是笔者对周先生的”古代和谐”理论却是另一种看法。周先生的”和谐美学”自成体系,并形成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新的流派。然而就像任何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一样,”和谐说”并非完美无缺,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想从中挑出一些问题进而品头论足,那实在并非一件难事。但是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和汲取他的美学思想的精华。”和谐说”的最大优长是对古代美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刻阐释。美学界同仁大都知道周先生熟悉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美学,实际上,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怀有更深厚的感情;他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和功底十分深厚,这是其和谐说尤其适于解说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名师汇集,仅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就有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和黄公渚等先生,陆侃如讲先秦两汉文学,黄公渚讲魏晋南北朝文学,萧涤非讲隋唐文学,冯沅君讲宋元明清文学。周先生在《三论美是和谐》一书中回忆说,他曾跟冯沅君先生专门研究过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又做过萧涤非先生的学术助手和教学接班人。应当说,周先生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美学成果并创立和谐说体系,除了个人的才能和勤奋,还与他当年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密切关系;和谐美学应当说是20世纪50年代整个山东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越深厚的学术氛围的产物,和谐说能够准确地阐发古典主义的特点和规律,并对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研究产生广泛影响,这也是山东大学老一代学者集体智慧使然。

  三

  周来祥美学的第三大遗产,亦即和谐与崇高的关系。拙著《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是以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为主题或主线的,这本书强调矛盾对立的崇高,强调走出古代和谐,侧重点显然与周先生不同。在周先生的美学体系中,崇高原本只是素朴和谐与辩证和谐之间的过渡环节,并不占有主导的地位,其重要性远远低于其前后的两大和谐范畴。

  但关键在于,在辩证思维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视野中,崇高从一个平面的逻辑范畴,转化为一个纵深的历史范畴,这样一来,我们对中西美学的历史发展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点,这就是从古代和谐向近代崇高的转换。就西方美学而言,这个转换的关节点出现在博克和康德美学对崇高的论述中;就中国而言,这个关节点则出现在强调壮美亦即崇高的王国维美学中。崇高从逻辑转化为历史,这个视点或理论意识笔者入山东大学之前是没有的。当然,”文革”后进入高校并关注美学的七七级学生对崇高这个范畴并不陌生,那时陆续出版的美学原理著作对这个范畴都有阐述,但就笔者接触到的这类著述看,崇高只是一个不同于优美的静态平面的美学范畴,它代表着审美形态的非平衡非有序的特征,仅此而已。现在,当崇高作为一个具有逻辑和历史双重性的范畴重新展现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当倡导崇高的王国维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历史终结和近现代美学的历史开端的时候,贯通地思考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并深入地探索其两极对峙扩展的规律,就成为一种可能。

  这就是”从古代和谐突围的历史启示”。将崇高转换为一个超越古代和谐的历史范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来自周来祥美学。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尽管崇高在周先生的美学中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二重性,但对应中国美学的历史却出现明显的错位。在周先生的美学理论中,西方古代美学从古希腊到康德,中国美学从先秦到王国维,中西两种美学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康德和王国维之后,中西美学分别进入以崇高为审美理想的历史时期。就中国美学而言,这个过程到20世纪50年代就结束了,新型的辩证和谐取而代之。然而问题在于,王国维美学出现在20世纪初,崇高以此为开端到这个世纪的50年代结束,整个过程仅有半个世纪,而古代和谐却有其延续数千年的历史。

  不仅是时间概念的反差,就中国20世纪美学和艺术的历史现实来看,崇高美理想所代表的从古代狭隘封闭的和谐中突围的倾向,它所积聚的大规模地开发人的内外世界的能量,不仅没有充分展现和释放出来,反而出现扭曲和质变等大规模反转古代历史的逆流。对中国现代美学来说,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四

  这样看来,为了继承周先生的第三个美学遗产,实际上还有一个如何从他的体系中超越出来的问题。在山东大学读书时,笔者就认为崇高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美学来说并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的美学研究距离王国维所开创的现代美学的起点并不遥远,随时都有可能退回到那个起点之前的历史。

  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走出古代的步履极为艰难,古典主义的阴影百年来并未真正散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甚至变得更加沉重和晦暗。为此,这几年笔者提出中国美学的”后古典时代”问题。这就是说,古典主义曾因适应了古代历史条件和心理习俗而在数千年间引导了古代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进入现代历史之后,如果古典主义仍然延续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它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影响就基本上是负面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还处在”后古典时代”;”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王国维”之后”,一个是针对”后现代”的热点,提醒人们要认清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现实。

  崇高在周先生的美学中原本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历史范畴,是为论证前后两种和谐服务的,或者说是一个从属性的范畴;笔者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周先生也是基本同意的。这里应当强调,逻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调整历史的自然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制约着逻辑思维的主观性和抽象性,因而强调辩证思维的周先生本人,他是认可对辩证思维的历史检验。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周先生开始关注崇高问题,对于西方现代美学,他已经关注到超越了崇高的丑和荒诞,对于中国现代美学,他也意识到推进和谐与崇高历史转换的重要性。2008年秋为庆贺周先生80岁生日,笔者以《崇高的历史更新与提升》为名撰写一篇论述他美学思想的文章,他看后的态度是肯定的;当然,他仍然强调和谐作为未来前景对崇高的引导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周先生又重新关注和谐问题,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更加深入。

  崇高仅仅是一个具有审美理想性质的总摄性的历史范畴,以它来对应复杂多样的历史内容,还是显得过于抽象和一般;笔者曾说过应当对崇高进行理论更新,这个工作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做过一些,虽然有了一个开端,但任务远未完成。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和《流变之美:美学理论的探索与重构》两书中,笔者通过梳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脉络,试图提出一个美学由古代转向现代的理论体系。简略地说,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崇高包含两个基本的任务,一个是建立不同于古代审美残缺亦即不同于功利依附性的审美独立性,另一个则是建立不同于古代审美封闭的、内外两极的双扩对峙关系。前一个方面是审美特性问题,这个历史课题只能由人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近现代人提出和论证,尽管审美不同于认知和实践,但它从两者转化而来,它独立而不孤立,充实而不空寂;后一个方面是突破古代和谐的审美方式的、大规模地开发人的内外两个世界的问题。

  受西方新潮思想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对所谓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提出质疑和否定,但笔者认为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在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近现代哲学和美学仍属于主体性哲学的历史范畴,而”主客二分”则是主体性哲学发展的一种特有方式,它有四个逐渐深化和扩展的层次:一是狭义的”主客二分”,即认识论哲学求真知的主客相对的二元论,它通过探询知识的起源提升了人本身的地位;二是存在论(生存论)的主客二分,亦即己与人(近代以来的觉醒的个体与古代社会)的矛盾对立;三是认识论与存在论(生存论)的对峙互补,前者关注人的心理意识,同时面对广阔的经验世界,后者强调直接参与和投入社会生活,同时关注个体的自我超越,它们一个偏重客观的理智认知,一个偏重主观的情感意欲,形成近现代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这是”主客二分”的一种特殊形式;四是广义的”主客二分”,相对外部世界而言,关注人的意识和命运的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是主体性哲学,因而包括存在论在内的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二元论哲学。现代美学超越古代的双向拓展以当代生活为现实基础,而上述三个层次的”主客二分”则是它的理论依据。

  在崇高美理想的引领下,在审美特性的制约下,以现象化再现的方式开发古代和谐无法包容的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以抽象化表现的方式开掘古代和谐无法进入的无限深邃的心理世界,这是美学和艺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但崇高从和谐而来,作为一种历史的参照,作为一个催化新生的母体,古代和谐在有效解说古代艺术的同时,还为中国美学走向未来提供了一个起点和启示。为此,笔者更看重和谐说本身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否定因素,特别强调”主客二分”对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意义,而所有这些,同样也是周来祥先生的美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