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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小说研究概况

在清末民初文艺理论界,从”史”的视角纵向观照中国小说的发展,早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1905年,黄人就曾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开始研究小说史,但黄人尚未明确标举出”小说史”的旗号。若论近代文坛中究竟何人第一次明确标举”小说史”这个概念,从目前的资料看,这个人是王钟麒。1907 年 12 月19 日,《月月小说》第 11 号上刊出了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文章点明梳理本国小说史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国小说: “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这篇长约 2 000 字的小说论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小说史”为篇名的小说专论。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篇专论对小说史的描绘是非常粗略的,其所论列诸端与小说真正的发展历史不尽合。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才被学界认定为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建立起了科学体系的小说史。但无论如何,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界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王钟麒率先在 20 世纪初即提出”小说史”的概念,不为偶然。从个人修为和人生经历来看,王钟麒对于”史识”向来抱着浓厚的兴趣。王钟麒的父亲王均,自幼”工属文”,”日以蒐集国闻为任”,雅好蒐书,家中各类藏书,竟达五千卷之巨,其中史著颇丰。王钟麒弱冠以前长期居留扬州家中,日以读书为务,史著类书籍常抚诸掌。从日后在各报任职主笔时所撰写的各类社论看,王钟麒对二十四史有过细致参研。辛亥革命早期,王钟麒追随于右任辗转于《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于右任对他相当熟悉,曾以”熟于稗史”四字评之。

1906 年,国学保存会刚成立不久,王钟麒即侧身其中,成为晚清国粹派中的一员。晚清国粹派作为中国近代有名的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的革命文化团体,特别注重整理国粹、阐扬旧学。传统史学研究作为旧学中的一支,在国粹派人物心目中有着独特的分量。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晚清国粹派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在新史学的研究上开拓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刘师培与王钟麒”少同州里,有伐木之谊”,早岁居留扬州时,二人往返密切。1906 年结伴至沪以后,又同在申报馆任事,关系愈加亲厚。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史学根底自是深厚。1904 年 8 月,《中国白话报》第19 期刊登了刘师培的新史学著作《中国历史大略》。

文中,刘师培采用西方近代史书的编写体例,将分时与分类的划分法结合,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上古时代,三皇五帝至周; 第二期为中古时代,秦至唐; 第三期为近古时代,梁至明; 第四期为近世时代,清。这种新的史学研究角度,很能吸引时人眼目。作为刘师培的密友,王钟麒自然读过这篇新史论,对于文章中所采用的新的研究视角,当亦有会心之处。190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申报》连载了王钟麒的《中国宗教因革论》。该文未载完,目前仅见”总论”和”中国上古宗教之起源”两章,却已经可以看出王钟麒同样采用的是分时与分类相结合的研究法,着力分析宗教发展演变的纵向史事流程。嗣后不久,《申报》又连续刊载了王钟麒的《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着眼点仍在于中国学术发展演变各史段的考察。

王钟麒第一次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纵向史事流程研究法,是从《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始。这篇作品写于 1906 年 9 月,当时上海报界同仁在张园举行庆祝立宪的祝典,典礼请了上海名伶潘月樵、夏志皋等人主演时事新剧《爱国青年》,王钟麒观剧归后,有感而作《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文章中,王钟麒粗略梳理了自宋至本朝之间戏曲的流变:

宋以前,诗与乐合,宋以后,诗与乐分。诗之宫谱失,而后有词,词不能尽作者之意,而后有曲。胡元崛起,入主中华,于是始创曲本。曲本之中又有南北之分,南曲主柔,北曲主刚,南曲多合唱,北曲多独歌。……至本朝雍正间,禁止乐籍,不许士大夫蓄声伎,宫谱丧缺,而移易风俗之柄,转操于村优里倡之手。昆曲既废,俗声旋兴,于撰曲者,则呼之为词人,于演剧者,则视之为贱业,无惑乎所演者非淫即杀,有志之士惟恐卧也。今上海诸剧场亦稍知改良班本矣,然所演者不过十之一耳,而其曲词,不必尽雅驯,其宫谱,不必尽吻合。

在此,王钟麒主要从音乐的角度,分析了”元””本朝雍正间””今上海”几个历史时段戏曲音乐体制的变化。其后,王钟麒又另撰一文,从戏曲的起源谈起,追溯中国古典戏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古之圣王,设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度数,而制为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纲,圣人不作,雅乐丧缺。谲谏之士,渐有扮古衣冠,登场笑谑,以讽时政者。……曁于隋氏,戏剧乃大兴于时。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元之撰剧演剧者,皆鸿儒硕士,穷其心力以为之。……明承元后,作者代起,如王汉陂、康对山、梁少白、陈所闻诸人,凡所撰新剧,皆自行登场,无有敢从而非议之,呼之贱行薄伎。……至本朝雍乾中,以演剧为大戒,士夫不得自畜声伎。自此以降而后,移风易俗之权,乃操之于里妪村优之手。其所演者,则淫亵也、劫杀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词曲驯雅者,十无一二焉,求其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焉。

论文从戏曲与人心世道密切相关的角度出发,纵向钩稽了中国古代戏曲自上古迄至今世,上下数千年之间的沿革,分析虽甚简略,但史辨的线索是很清晰的,从起源以至当世的史程流变叙述也是完整的。最能体现王钟麒执著考索文学演变史程特点的文论是《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该文此前尚未获得研究者的关注。这篇 6 000 余字的长文,分成 6 次,刊载于 1907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之间的《申报》上。在这篇文学史论中,王钟麒首次采用时段与文类特征相结合的划分方法,将中国四千年文学史划分为七个时期: 发生时期( 自唐虞至三代) 、极盛时期( 周末至西汉) 、变迁时期( 东汉至六朝) 、复兴时期( 初唐至中唐) 、衰微时期( 五代至金元) 、复兴时期( 元至明末) 、昌盛时期( 清初至乾嘉时) 。

如果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大略》可以作为近代史学界引入新史学的全新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史的代表,那么王钟麒的《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也具有相当的分量。该文采用的七分法,分段明确,每一段的文学演变进程分析迹象分明,特别是”文无所谓今古也,求其是耳”的立场,在群议传统文学之非,争誉西洋文学之是的时代,尤其值得大家珍视。在对中国学术、戏曲、文学的纵向史程都作了概览分析之后,王钟麒最后把目光聚焦于小说历史演变进程的研究上来。在 1907 年 12 月 19 日发表于《月月小说》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中,王钟麒如是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历史: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仲尼因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其恉隐,其词微,其大要归于惩恶而劝善。仲尼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恉,不襮白于天下,才士忄间焉忧之,而小说出。……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晰而言之,则记事之体盛于唐。记事体者,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于《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张皇后外传》等书,至唐而后大盛。杂记之体兴于宋。宋人所著杂纪小说,予生也晚,所及见者,已不下二百余种,其言皆错杂无伦序,其源出于《青史子》。于古有作者,则有若《十洲纪》、《拾遗纪》、《洞冥纪》及晋之《搜神纪》,皆宋人之滥觞也。戏剧之体昌于元。诗之宫谱失而后有词,词不能尽作者之意,而后有曲。元人以戏曲名者,若马致远、若贾仲明、若王实甫、若高则诚,皆江湖不得志之士,恫心于种族之祸,既无所发抒,乃不得不托浮靡之文以自见。后世诵其言,未尝不悲其志也。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淸。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数百家,亦颇有名著云。呜呼! 观吾以上所言,则中国数千年来小说界之沿革,略尽于是矣。

王钟麒把小说出现的原因归于天下才士欲借此曝白孔子《春秋》之旨,自是出于文人管见的一种臆测; 以黄帝藏书小酉之山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起点,复以为杂记之体兴于宋,且其源出于《青史子》,也多是基于传闻而来的不实之词; 将戏剧纳入小说史研究的范畴,更是明显混淆了小说与戏剧文体的界限。尽管如此,王钟麒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沿革历史的总结也仍然是有意义的,他以简炼的笔触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脉络,并且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小说史”的旗号。更值得珍视的,是他立足于历史演变进程梳理的研究视角。今人再一次审视王钟麒的文学、戏曲、小说演变史程分析的理论文字时,实在不必拘执于其分期或者某些具体的论点是否完全正确,应该关注的是不管在哪个研究领域,王钟麒为何始终执着于辨源析流的理论分析视角,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全面观照王钟麒的文艺理论,笔者发现,王钟麒之所以特别注重文学、小说、戏剧的纵向史程的考察,均基于更好地改良传统文学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需要。换句话说,王钟麒文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发展史程的考索,其所要服务的核心目的则是”改良”。”改良”文学只是”改良”的初等阶段,借助”改良”之后的文学来”改良” 社会,才是最终目的。这种为达到改良之旨而先期研究演变史,在晚清国粹派成员中,是一种常见的思路,刘师培的新史学研究,邓实的经学研究,都是秉持这一理路。具体到小说理论探讨的问题上来。《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一文中,在正式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程之前,王钟麒明确表明自己研究小说史的动机在于振兴中国的小说: “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那么振兴吾国小说又意欲何为呢? 王钟麒没有在这篇文论里明说,因为之前在辨析戏曲发展源流时,他已经用一句话归并出了一条逻辑: “欲革政治,当以易风俗为起点; 欲易风俗,当以正人心为起点; 欲正人心,当以改良戏曲为起点。”

明此宗义之后,续后的戏曲演变流程的考索才真正变得有意义。辨析戏曲历史源流的目的在于改良; 改良戏曲正是为了提振戏曲的精神; 提振了戏曲的精神就能够在”正人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而之所以要”正人心”,实为变易不良的风俗; 变易了不良的风俗,就能够达到改革政治的终极目的。这个逻辑放在小说中也完全适用,只不过应该倒过来推。正如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的描述: “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也。……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以此再结合”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这句话,笔者可做如是推导: 辨析小说发展的历史,是为了振兴中国小说; 之所以要振兴中国小说,乃基于其诸多不如意之处,故而需要改良; 改良好了之后的小说,可以成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 在小说的助益下,若群治能够演进到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地步,那么”政治救国”的终极目的也就可以真正达到了。

中国传统小说不如意之处的存在,对于”正人心””易风俗””革政治”而言,鲜有助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为了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端所在,从而找到救弊之方,必须首先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演变流程了然于心,只有先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小说改良才能找到逻辑起点。推广到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国于大地必有兴立,今日欲求文学之有用,非先知文学之历史不可。……盖国家之兴亡,以群治之进退为总,因而群治之良窳,则又以文学之盛衰为代表。……夫文学关系之重要如此,然则今日而欲发明学术,演进群治,舍改良文学,其道末由。”王钟麒在”先知文学之历史”到”欲求文学之有用”,再到”群治之进退”、”国家之兴亡”之间的逻辑推导上,与小说、戏曲并无二致。

综上可见,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整个文学全体,王钟麒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 先明其历史,再求其本身的改良,最后落实到社会的改良问题上来。秉持这一逻辑,王钟麒在看待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某些问题时,就具有了相应的理论高度,表现在具体的理论阐发上,能够纵论古今中外,不拘泥于一时一隅,其眼光始终比较通达。这种通达的学术眼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传统小说的态度。以批判的态度看待《水浒传》、《金瓶梅》等传统小说自来有之,或者称《水浒传》为”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或者评《金瓶梅》为”大抵市诨之极秽者”,但是也有”《水浒传》是一部怒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的辨正。至小说界革命运动蓬勃发起,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出,人皆以《水浒》、《红楼》等中国传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两端”为正论,主动自觉地成为”新小说”的忠实拥趸。

一时之间,中国古代小说实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之类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有将中国传统小说一笔抹倒之势。当然,梁启超这种过度排斥中国传统小说的论调早早遭到了回击,其中回击最力者,当数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梁启勋从《红楼梦》、《水浒传》小说人物塑造杂而有致、回目设计极求精巧的角度出发,指出”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 ……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

毫无疑问,王钟麒对于梁启超将传统小说一笔抹倒的说法也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他看问题的视角与梁启勋不同。梁启勋基本认同乃兄”诲盗诲淫”的批评,只是认为传统小说也有长于塑造人物和长于叙事的优点。王钟麒则干脆反对从思想上抹杀传统小说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之所以带给某些读者不良的影响,其问题不在作品本身,当然也不应归罪于作者,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是读者自己: “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 《金瓶梅》,则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 《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正因为读者完全曲解了作者作文之意,”吾国小说界,遂无丝毫之价值”。如果想要借小说逞改良社会之功,那么在撰译出符合社会改良之正确舆论导向的小说作品的同时,将读者解读作品的水平提高到相应的高度,是亟待解决的另一问题。

不单小说如此,扩展到整个文学领域,亦应作如是观:”《文学变迁论》何为而作也? 王旡生曰: 为不知文学之性质者言之也,为误用文学者言之也。世之论中国者,动以中国之弱由于文学,因以文学为无用。吾以为非文学之无用,乃不善用文学者以致无用耳。”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当时的确显得要高出一筹。

第二,对待域外小说的态度。为了强化”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宗旨,梁启超对待中外小说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一方面指责《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读者群广泛的中国传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题材鄙陋而不足观,另一方面则积极肯定域外政治小说既出于”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其思想境界远非国人可比,故往往” 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此论一出,影响立现。短短几年时间内,域外小说的译介数量和质量都远胜于前几十年之总和。与梁启超等醉心于域外小说的倡导者不同,王钟麒始终对翻译小说持审慎态度。他认为翻译作品”事势既殊,体裁亦异”,如果一味地引进西方小说,以图新民求治,无异于”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这种情况下犹望根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王钟麒但以中国传统小说为”足以自豪者”,对域外小说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呢? 有研究者根据王钟麒对中国传统小说多作褒扬的情况,得出王钟麒只肯定中国小说,而比较轻视外国小说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确的。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王钟麒小说著译并行,自 1907 年创作第一部短篇小说《新年梦游记》开始,7 年间自创小说共计 36 部,翻译小说 6 部,成为当时小说界自撰和翻译两个方向都有突出成就的小说家。正是基于自身的小说著译实践,王钟麒反对盲目译介外国小说,要求小说家在翻译他国小说作品时,务必秉持严肃的态度,坚决杜绝”实行拜金主义”的创作导向,要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选择译介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作品。

第三,改良小说的宗旨。旧小说必须加以改良,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所谓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有着一致的态度,但是在如何改良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以梁启超、康有为、夏曾佑、陈景韩为代表的”政论报派”,将小说目为改良社会的新锐之器,其改良小说的基本宗旨是抑中扬西,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态度最为激进。为了把国人的注意力引到”新小说”的著译上来,梁启超以”诲淫诲盗”一笔驳倒中国传统小说,目传统小说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因此梁启超所主张的小说改良是自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换血式的改良。王钟麒的小说改良主张则与此不同。在实施文学改良( 小说改良自当涵括其中) 的基本宗旨上,王钟麒的一贯主张是立足于本国文学,引入新学,改良旧文学。这一态度,他在《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中表述得很清晰: “今日而欲发明学术,演进群治,舍改良文学,其道末由。吾之所谓改良文学者,非如近日新学小生,操觚为文章,三史埋尘,六籍覆瓵,沿袭东洋文体,而嚣嚣然自命为文学革命家也。吾之所谓改良者,则欲用最古之体裁,而运以最新之思想。”

小说作为文学诸体式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类,尤其应注意实行这种改良策略,将旧小说中早已具备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种族主义”等”深意”发扬开去,用传统小说中原有的符合中国读者审美习惯的叙述方式,大力推衍”吾国民所最缺乏”的”公德心””爱国心””合群心””保种心”,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改良。这种沿袭旧体裁、运以新思想的改良立场,在小说、戏剧、诗文等各个领域都是适用的。之所以要坚持这样的立场,在于传统文学中已经有许多适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东西,不了解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及特点,动辄将社会贫弱的原因归于文学,无疑是错误的态度。

诚如《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一文所言: “《文学变迁论》何为而作也? 王旡生曰: 为不知文学之性质者言之也,为误用文学者言之也。世之论中国者,动以中国之弱由于文学,因以文学为无用。吾以为非文学之无用,乃不善用文学者以致无用耳。”

故此,王钟麒认为实施小说改良的过程中,除了作者在创作时引入新思想以外,小说读者也都要自觉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求得最佳的作品解读效果。只有在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努力下,才能够保证小说改良运动取得好的社会成效。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态度上,国粹派一致强调要破除民族自卑心理,避免陷入”醉心欧化”的藩篱。如国粹派创始人之一的黄节,在论及爱国心之保持与国粹研究的关系问题时,批判当下一部分人”一唯他国是崇拜,而不知国粹之为何义”,”而有蹂躏国粹之虑”,主张采取”不轻自誉,亦不轻自毁”的态度对待中国固有之文学文化。王钟麒所谓”用最古之体裁,而运以最新之思想”的文学改良宗旨,实与国粹派的精神底里保持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