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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天人感应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

  天人感应产生于远古时期,它蕴含于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之中,反过来又影响人们对这多种关系的处理。历史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本,文学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本文从历史学和文学的角度探讨天人关系对古代文化的影响。   1 天人感应由来及成因   天人感应最先由西汉董仲舒系统阐述,其思想散见于先秦古迹中,《尚书》表现得比较集中,其中《洪范》一文就治国之道作了细致的讲述: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将掌握自然规律与协调人事相提并论。孔子修《春秋》,讲灾异、论天道。《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则是集天道与灾异之大成。如”秋,大水何以书? 记灾也。” “大雩。大雩者何? 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 言雩则旱见; 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 记灾也。”何以书? 记灾也,出现 16 次; 何以书,记异也,多达 32 次。《史记·天官书》里记载了星宿对应君臣关系、地理方位、政治局势等,这也表达了上天与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的《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都对天人感应有记载与表述。   天人感应所涵盖的不仅仅指上天降下的灾难,也包括异常与正常的自然现象。”天”可更多的以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来理解,天人感应也更多的是人类对自身与大自然的互动关系的一种概括。作为古人重要而特殊的思维方式,天人感应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远古时代因生产力条件所限,人类思维尚处于童年时期,对各种自然现象、人事变化、历史规律等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些偶然的同时出现的现象让人们误以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巫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会利用附会一些灾异现象; 文人政治家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也会利用天人感应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孔子、墨子、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关系的观点更多的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如通过董仲舒的努力和汉武帝的支持,儒家思想在汉朝得以确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天人感应对历史的影响   2. 1 对古人历史观念的影响   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把天和人作为考察对象来看待历史兴衰变化; 二十四史书虽叙事为本,但总穿插一些奇闻、灾异、祥瑞之说,更有独立篇目如《史记》里的《天官书》《封禅书》《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五行志》,而( 元)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设象纬考、物异考,都试图记载、探究天人关系。灾异之象往往源自于君主胡作非为,风调雨顺源自于君主的勤政爱民,这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思想。这一思想被忠实地贯彻于史书之中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天人观与春秋笔法相辅相成。后世史书尽管在著史的笔法上多推崇实录精神,但在史学思想上多秉承《春秋》惩恶扬善的出发点,即刘知几所说的”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让美名流芳百世,让恶名遗臭万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使人伦合乎天道。   2. 2 对历史规律探索的影响   古人常把王朝兴衰、难以为人力所改变的事情归结为天命,陷入客观唯心主义思维当中。如刘邦传奇生平掩盖了景帝时那场关于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争议,给汉取代秦的历史做了盖棺定论———这是天意,不用去讨论那么多了; 后世大多开国皇帝都被后世史书赋予真龙天子的色彩; “苍天已死,黄天当利; 石人一只眼,挑动天下反”等谶语也为农民起义披上宗教的外衣。这种天命论,无疑让人们回避对历史规律的思考,把这个问题扔给神。   2. 3 对历史编纂的影响   《春秋》中记录了 37 次日食,多次雨雪、冰雹、火灾,这些并不是为了研究天文、气象,而是为了记载人的活动、研究上天降兆而记载的。”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 桓公三年)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翚如齐逆女。”古代史书受当时社会形势、史学观等局限,往往沦为帝王家书、惩恶扬善的工具。史书记载对许多就当时来说认为平常的事会阙而不录,而当一些社会、自然异象出现时则会刻意搜集、记载。《春秋》中连夷狄灭华夏族如此巨大的事件都未曾记载,而陈国被楚国灭掉的史事却因一次被称为上天降兆惩罚陈国国君的火灾而得以记载。这无疑与作者的天人感应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来看,天人感应思想扩大了史书记载的选材范围。这无疑是其好的方面,但也有局限性,它会造成历史记载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有巨大的偏差。汉代谶纬神学极盛,人们往往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与世间每一种异常现象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不惜牵强附会。刘知几说: “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之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他批评这类歪曲事实强解灾异的现象为: “斯皆不恁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再者,一些史家对待史料不严谨,把道听途说的奇谈怪论、妖魔鬼怪当作真实的事情写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史料被正史收录。   《五行志》里奇闻异事很多,如”草妖””服妖””羊祸””人化””死复生”。许多史家并不认为记载这些内容有损史之实录精神,而认为这些现象有其存在的依据,记载它不但不违反史例反而能增加叙事的趣味性。历史与文学出现了难分难舍的情形,当文学在与史学分离时,终究摆脱不了天人感应的影响。   3 天人感应对文学的影响   3. 1 对文学题材内容的影响   早期的文学很多记叙奇异荒诞的故事。上古神话、巫女神汉事、《楚辞》《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等,它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常常流露出对上天的敬畏、对鬼神的好奇、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灾异怪象的恐惧,这些都有着天人关系的深深烙印。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在人类对天( 自然) 的探索中,创造了盘古开天辟地、始祖感孕于天、夸父追日的神话。屈原思考人的本性与自然界事物的共同性,创造了香草美人这一圣洁的文学形象; 思考天人关系,写出《天问》。记载鬼魅妖怪、神仙方术、佛法灵异事,则有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冥录》、王琰的《冥祥记》等。所有这些无不是在思考人与天( 自然) 的关系时有所感触有所思考的产物,它一方面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奇异关系,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3. 2 对文学情感表达的影响   荒诞的事却被古人当作真实的情况来看待,这与先民的思维方式有关。首先,原始先民在思维中未将自己同自然界截然分开,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的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其次,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而时间、空间位置等观念是无法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的。如开天辟地神话中,盘古双眼化为日月、头发化作星辰、鲜血汇成江河湖海、肌肉化作千里沃野、骨骼长成花草树木、躯干筑起三山五岳、筋脉铺出阡陌交通……   综上可知,先民在同自然界( 上天) 作斗争的实践中,与大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认为自己的一切来自上天( 自然) ,自然中的风吹草动会引起身心的潜移默化,自己的活动又会牵动着自然( 上天) 情绪的起伏变化。天人感应观念产生于人类思维之中。正如刘勰所言: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它蕴含着人类早期思维中的种种特点: 其一,人与自然是相依相惜的关系,人在看事物的时候常常会以己观物,物我交融; 其二,人对自然充满敬畏、好奇、恐惧的情感,这种情感浓烈而持久,影响深远,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己感物,触景生情; 其三,天与人的关系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征。人类早期思维中的种种特点自然深刻影响着文学的灵魂———情感表达。   如《诗经》的开篇唱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开篇言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越人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楚辞》: “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离骚》: “唯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迟暮。”古人看到两只水鸟在欢唱,会联想到男女之间的爱情; 孔雀在天上徘徊着等待落队的伴侣,这是夫妻间应当相傍相依的情感; 山上有木,木上有枝,这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妾对君的喜爱也是多么自然合理的一件事,山有木,木有枝的事不曾被人留意,妾对君的一片痴情也不为君所知; 湘君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湘夫人,于是他马上注意到自然界中悲观性的反常现象,鸟不是栖息在树上,而是羁留在萍草丛中,渔网没有撒到水中,而是被挂在树梢; 屈原见草木凋零,便忧楚王大业衰败。   以上这些或用起兴、或用比喻,将人类复杂抽象的感情用外在、具体、形象的事物展现出来。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那种将万物和自己相关联的思维模式,在这个关联过程中,人类的情感也与万物相关联。比兴的手法能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传达出来,让有着相似情感体验的读者产生共鸣,文学美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4 结语   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它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始终。一方面通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另一方面通过记录下来的文史资料得以保存并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