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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创作的地域化特点

疆域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一种政治空间,它是族群与国家存在发展的基础。在相对稳定疆域基础上生成的疆域意识是族群和政治共同体认同感和共同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了族群和共同体的认知心理结构、情感表达形态、道德伦理判断和价值取向等,从而深刻影响了文学主题和表现形态。

一、疆域与文学关联的内在基础

作为人的实践产物与表征的疆域与文学这两个范畴在本质上有着内在一致性,它们均指涉人的生命活动。文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人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审美展现。从其产生根源看,文学是创作主体生命活动的符号化与对象化。对于生命和文学审美的关系,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申说,如钱志熙先生指出:”生命观作为人生观的核心,是构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基质,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境界,对其审美观念也产生了影响。因此,文学中的生命问题并不是一个局限于生命主题的局部性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学的全部的问题。”钱先生并未将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统一起来,亦未将生命活动视为人的本质性存在,其”生命观”义域也较”生命活动与生命意识”为窄,但强调文学艺术与生命内在关联则值得珍视。薛富兴先生从本源上将文学归结为人对生命的意识:”文学与其他精神活动一样,首先是对自身生命本相的一种意识。”这表明文学无论是就其发生过程来看还是就其产品来看均与人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意识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统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体现为一定的时间长度,都产生和结束于特定历史时期,这是生命的时间维度。同时,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都在特定地理空间中发生,这是生命的空间维度。地理空间对人的生命活动如此重要,举凡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相应地理空间作为场所。和生命活动的时空二维对应,人的生命意识也可界分为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两个基本方面。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看,相较于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在生命意识中居于更基础地位。赵奎英教授概括了学界这一共识:”人类学、神话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原始人的时间观念的发生晚于空间定向观念的发生,原始语言中用来标志时间的符号往往借用原有的标志具体空间方位的已有语汇。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现代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个体心理发生过程中,时间意识的形成晚于空间意识。”

地理空间往往是特定群体或个人生命意识的载体与符号化。如对死亡的认识和身后世界的想象是每个时代每个族群生命意识的重要方面,在汉魏六朝,人们将死亡与泰山联系起来,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载录两则镇墓文,一则刘伯平镇墓券言”生属长安,死属大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另一则残镇墓券言”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按”大”” 太””泰”通用,两劵中”大山””太山”均言”泰山”,由此汉人将泰山在亡灵世界中的地位和生者世界中繁盛的都城长安相比拟,为众鬼魂的归宿。吴荣增先生曾细致分析过汉人镇墓文的内容:”一是纪年、月、日;二是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死者解適,为生人除殃;三是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间官吏的管束;四是说利生人或后世子孙之类的吉祥话。”这表明”魂归泰山”当为汉人习常观念,以至于它成为镇墓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魂归泰山”死亡观亦反映于丧葬仪程,颂唱挽歌是丧仪之一,《蒿里行》 即为挽歌一种曲调,如”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即众鬼魂汇聚之所,有论者言:”泰山治鬼说大约始于汉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中就有’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的记载。泰山阴曹地府在现在的泰安火车站附近的蒿里山。”[6]魂归泰山观念促成了职掌人之生死的泰山府君神格的产生。如张华《博物志》 卷一:”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同卷亦言:”《援神契》 曰:五岳之神圣,四渎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泰山府君故事亦屡见于汉魏六朝志怪,最典型者如《搜神记》卷四之”胡母班”条。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许多作品都渗透着他的生命意识。如在高加林和孙少平这两个艺术典型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创作主体生命意识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作为出身卑微、满腹才华、满怀理想的奋斗者,他不甘于命运安排,在生命诗情和激情的驱动下,与苦难、困境进行着顽强斗争。这种生命情怀是与陕北地理环境的长期浸润分不开的。陕北是黄土高原主体部分,”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艰辛,使陕北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特征…… 生活的困顿使他形成了’内向忧郁的性格、倔强刚毅的气质,形成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格。”要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路遥常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理解为人生的必修课,把痛苦理解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经受了苦难的洗礼……面对苦难,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屈服,反而表现出了更加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毅力。”

同时,路遥小说主人公的生命活力往往外化于内心世界与地域空间的对峙、冲突与融合,如高加林之于高家村和县城,孙少平之与双水村、原西和黄原。这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创作主体生命意识和地理空间的内在关系。正是通过创作主体生命活动和生命意识,地理空间与文学产生了相互作用。其中地理空间对文学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就地理空间和作家关系来看,首先表现为在特定地理空间基础上生成的地域文化会深刻影响由知识结构、伦理道德、情感倾向、审美取向所构成的创作主体内宇宙,从而影响其创作内容和形式。地理空间和人群的生产生活实践交互作用生成聚落,在聚落基础上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和发展。所谓地域文化就”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

地域文化作为母体文化对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地理空间还可能成为作家创作冲动的启动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即作家于赤壁古战场面对滚滚东流长江,触发了他怀才不遇、人生无常的生命感怀而作。此外,地理空间成为作家创作活动发生的场所。如滕王阁就成为王勃创作《滕王阁序》 和 《滕王阁诗》 的空间场所。就地理空间和文学作品关系而言,首先地理空间往往促成作品主题。如作家孤独地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便易触发思乡念亲情怀而创作出思乡念亲的诗文。其次地理空间会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学作品是人的生命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产物,体现的是人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与语言的审美关系,文学的审美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对语言的审美实现的……文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它的世界图景的,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语言为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文学的审美性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审美化的表达方式选择的成果……语言为文学审美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

不同的地理空间生成不同的语言(如民族语言、方言等) 这也就决定了不同区域文学构建人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用的审美化手段不同。另外,不同的地理空间内由于气候、地貌、水文等条件的不同,造成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民俗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影响到文学的表现形式。地理空间为文学提供基础,文学也会对地理空间发生重要的反作用。这是由文学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尽管不如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的改造那样明显,但文学创作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种”人化自然”活动,必然会对地理空间发生重要影响。

首先,文学作品和作家会提升特定地理空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如柳永《望海朝》 “丰富了西湖物质空间的文化蕴涵,增强了作为’天堂’的杭州对人们的吸引力”,以致带来负面效应,罗大经 《鹤林玉露》 丙编卷一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凤凰古城声名鹊起也与沈从文及其经典作品《边城》 密切相关。

其次,文学作品文本本身是一种召唤结构,即”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的文本结构”,作品中的地理空间也会在接受者那里形成审美形象期待,从而被注入丰厚的人文情感意蕴,如古都南京在古诗词的描写中被注入了繁华已逝、盛衰无常的旧都情调,奠定了南京文化印象的基础。

再次,文学作品往往成为特定地理空间最为形象具体的历史记忆,提升其作为名胜古迹的历史感和内蕴美,如历代诗人、词人和小说家对西湖的描写就丰厚了西湖和杭州的历史意蕴。现代意义的疆域概念是与”国家”这一范畴凝合在一起的,”疆域概念是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治范围的法理支撑”。葛剑雄先生的概括亦体现了这一点,”所谓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疆域是国家或政治实体的基本要件,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相对独立、完整和闭合的政治地理空间。地理空间性和政治性构成了这一范畴的两种基本属性。疆域的地理空间性决定了上述地理空间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体现于疆域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疆域对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也必然具有其独特性。

二、疆域特征对文学的影响

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对于疆域这个范畴也应置于历史变迁中来理解。准此,我们可将其界定为一个族群基于其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与现实的实力所能控制的地理范围。关于族群,我们取主流的意见,”族群是那种自己认定或被别人认定的具有共同世系和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空间地域往往是族群形成的重要前提,并由此而构成其生存和活动的疆域。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治实体的疆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是特定族群的生产生活传统、政治文化传统、现实政治实力等诸多”群体的人”因素与特定地理空间有机交融的产物。正是在此基础上,不同族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疆域,这些疆域特征对民族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构成疆域的基础,也往往成为疆域的形态特征,进而对文学产生显著影响,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创作实践所证明。邹建军教授曾就英国疆域地理特征对其文学影响进行过详细分析:”英国所具有的独特海岛环境及其海洋性文化,对英国小说作家、戏剧作家、诗人、散文作家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英国几个岛屿在北大西洋里,四边环海,与欧洲大陆都不相连,一年中有很长的时间雾很大,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英国很多作家的笔下有非常独到的描写,如在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中、在柯勒律治的诗中,以及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在哈代的小说里。而且,这样的自然山水环境也影响到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的发生与人物形象的性格,以及作品的结构、意象、形式等。如果没有那样的地理环境,那英国文学与文化的发达就没有基础。”

《鲁滨孙漂流记》这样的世界经典产生于英国无疑是与其岛国的疆域地理分不开的,岛国的疆域形态特征对英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文学创作和欣赏这种最具人文审美特质的实践形态中表现出来,张剑先生的分析颇富启发意义:”英国文学中有许多描写受困于岛屿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描写一个被篡位的公爵流放到小岛的故事;丹尼尔·笛福的 《鲁滨孙漂流记》 描写一艘贩运黑奴的船倾覆后水手被困孤岛长达 20 余年的故事……被困孤岛的故事情节对于英国人似乎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更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因为英国本身就是一个岛屿。”

同样,中国传统社会的疆域地理特征对文学的形态与内涵亦发生了深远影响。如在中国传统社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峙、冲突、交流与融合对中国古代疆域影响很大,并反映于不同民族的文学中。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广袤的草原作为他们自由驰骋的疆域是其生命活力释放与归属感得以建立的社会政治空间,《敕勒歌》 就是游牧民族生命情怀与生命意识和疆域地理完美契合的体现,因而焕发出经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作为政治地理学范畴,疆域的形成必然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因素,并构成疆域的文化特征。先秦社会,和疆域相关的”天下”这个范畴就已深入人心,它始见于《诗经·小雅·北山》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屡见于诸子, 《论语·宪问》 载孔子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墨子·兼爱中》:”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 《管子·牧民》:”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天下为天下。””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其中以《孟子》 中出现频率为最高,有八十余处。”天下”范畴是”夷夏之辨 (华夷之辨)”和”大一统”两种理念的辩证统一。

大一统观念滥觞于三代,正如有论者所缕析:”‘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史前史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处在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启废’禅让’而’家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启举行’ 钧台之享’,力图使各族听令于己。殷商甲骨卜辞及文献记录已反映出萌芽状态中的一统’天下’的思想。在文献中,商被称作’中商’、’大邑商’,又称’土中’或’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反映了商在当时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至西周,这种萌芽期的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诗经·北山》 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天下’就是当时的’四方’或’万邦’。”

张分田先生也做过细致分析:”从《尚书》 《诗经》 等文献记载的思想材料看,尽管当时的’天下共主’尚无力真正实现王权大一统,然而有关的观念却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王权一统的观念已经先于现实而萌生了。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观念的产生:一曰王者纲纪四方。当时的人们认为,王是天下政长。’纪纲四方”正域彼四方’,故’四方为则”万邦为宪’,天下之人’罔有不服’。《诗经》中的 《棫朴》《玄鸟》《卷阿》《民劳》《采芑》等都有相关的思想。二曰王者富有天下。 《诗经·小雅·北山》 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四方、万邦的尺土、子民皆为王有,这是与当时天下一家的事实与观念相呼应的。三曰天子至尊,王权至上。《易经·师卦》 有’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诸侯的权力、土地、人民是最高统治者赋予的,地方各级权力都是由王权派生出来的。这就在观念上承认了政治一统。四曰王为天子,代天牧民。在观念上,’天’的权力无限,’天下’的地域无边,’天子’为天下父母,’天’把治理’天下’的一切权力托付给天子。这就为王有天下替供了宗教、哲理的依据。”

上述分析表明在夏华夏族群中已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伦理。华夏族群认为自己居于天下之中,天然地具有统控、君临周边族群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华夏族群又提出”夷夏之辨”为这一政治伦理做合理化论证。《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华夏族群以夏自称,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优越意识的体现。 《尔雅·释诂》:”夏,大也。” 《汉书·刑法志》 “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颜师古注云:”夏,大也,言大于四夷也。” 《尚书·武成》 “华夏蛮貊”,疏引 《尔雅·释诂》 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此文化心理亦可证之于 《荀子·荣辱》 语”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王引之 《读书杂志》 卷八第一”《荀子》 君子安雅”条云:”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 《儒效篇》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 齐大夫子雅, 《韩子·外储说右篇》 作子夏。”

对应于”安越”之”越人”和”安楚”之”楚人”,那么”安雅”的则应是”夏人”,荀子却言”君子”,明显昭示了华夏人对自身文明的自诩。华夏族群赋予周边族群以不同名称,《礼记·王制》 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或混称为”夷”,如《孟子·尽心下》 言”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 《公羊传·僖公四年》 言”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涉江》 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句。或统称”四夷”,如《尚书·大禹谟》 言”四夷来王”, 《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荀子·修身》:”虽困四夷,人莫不贵……虽困四夷,人莫不任。”华夏族群赋予了”夷夏之辨”如下的内涵。其一是通过想象中的地理图景赋予自己”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在先秦时期习以”中国”称呼自身所在区域,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言:”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先秦后更出现了”中州””中土””中夏””中华””中原”等诸多名目。

司马相如 《大人赋》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 《汉书·司马相如传》 颜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以”中土””中夏”泛指华夏所居中原亦大盛于汉,陆贾 《新语·怀虑》:”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 《淮南子·地形训》 “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诱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班固 《两都赋》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 《文选》 吕向注云:”中夏,中国。”后世的惯称”中华””中原”在魏晋六朝已经出现。《周书》 卷四十九述宕昌羌”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诸葛亮 《出师表》:”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丘迟 《与陈伯之书》 言”北虏僭盗中原”。华夏族群通过这种心理地理疆域构建强化自己政治中心的合理性是”夷夏之辨”基本内涵之一。”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就越低……古代中国历史的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其二是通过自身独具特色的礼制文化的强调凸显对周边族群的文化心理优越感。”夷夏之辨”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是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对周边族群文明的优势地位。和周边族群相比,华夏族群很早就进入了定居农耕文明,在此基础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礼,孕育产生并最终成熟,并被华夏族群视为其区别并优越于周边族群的根本特征。他们认为周边族群没有礼制,如《国语·周语中》 富辰语云:”狄,豺狼之德也”, 《左传·闵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充斥着华夏族群精英阶层对周边族群的蔑视,这也表现在其对周边民族的关系处理上,《国语·周语中》 周定王对晋卿随会言戎狄朝见时:”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这一点也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如葛志毅先生即言:”诸夏与四夷之间的文化区别,根本在礼制。”其三是”用夏变夷”和”华夷一体”的有机统一。”用夏变夷”是《孟子·滕文公上》 中孟子批驳弃儒而改投农家学派的陈相时所明确提出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孟子看来,陈相的先师陈良典型体现了”用夏变夷”这一文化理路,”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相改投的许行则系”南蛮鴂舌之人”,而”子事之学”,是典型的”变于夷”行为。这番话用”吾闻”引出,表明这是时人关于夷夏文化交流的共识,即强调华夏族群对四夷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将之视为平等的双向交流,这种政治伦理观在先秦圣王传说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如《墨子·节葬下》 曾提到”昔者尧北教乎八狄””禹教乎九夷”, 《尚书·禹贡》 言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韩非子·五蠹》更明确提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夏夷之辨充满了辩证色彩,即在强调华夏和四夷界分的同时,亦强调华夷一体。”早在先秦时期的夏商周时代,就形成了’天下一体”华夷一体’ (中国一体) 的观念。”这可从许多先秦文献中找到例证, 《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荀子·儒效》 亦言”四海之内若一家”。”夷夏之辨”所体现的华夏族群和周边族群关系的辩证理念深刻影响了传统疆域意识,”夷夏格局在不同朝代以不同的文化对立形式表现出来,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而融入四夷民族的过程也不断继续下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就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从历史上看,夷夏对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说绝对的,是因为中原文化的主体地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说相对的,即它对四夷文化不是表现为坚拒的排斥性,而是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性而予以容纳,但夷夏二者之间永远不能没有主从之分。在原则性中寓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灵活性中又有坚定的原则性。由此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这应该是中华文化在绵远悠长的发展过程中,能适应不同时代的文化挑战而获得不断传承的主要原因。”也对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内一统的疆域意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极为深刻乃至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四海一统、诸夷宾贡被视为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这样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反对分裂和歌颂统一。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其三对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的歌颂:”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充满激情的叙写中表达了作家对其统一功业的无尽赞美之情。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则在六朝历史兴亡的感伤中唱出了”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的强劲音符,既表达了对国家面临分裂隐患的忧虑,也是对国家必然统一的历史规律的深刻洞悉。

大一统的疆域意识在民族心理中还被升华积淀为一种历史观,《孟子·滕文公下》 载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在这里,孟子将历史的发展变化归结为治、乱两种社会情状的轮番更替,这种描述是一种历史经验认识。”治”实际上是严整有序的统一,”乱”实际上是崩乱失序的分裂。”治”和”乱”关系中,”乱”是暂时的,为更高层次的”治”奠定基础,因为”治”是民心所向,是中国人民历史合力的终极指向。这种历史观在《三国演义》 第一回中得到更清晰准确的概括:”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历史观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和主题上得到了生动体现。就结构形式言,小说从东汉末年朝纲失序、天下大乱和群雄并峙写起,终至于司马氏统一。就主题言,”小说着重写出三国时代的盛衰变化,探讨当时为什么出现大动乱、大分裂,什么人才能图王称霸统一天下……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美好愿望。”

小说在主要人物形象刻画上都体现了这一主旨。如诸葛亮明知天命不可违而违之,并将全部的智慧与忠诚所奉献的理想就是复兴汉室一统天下。小说中另外两个主要人物,无论是作为仁君形象的刘备还是作为奸雄形象的曹操,他们的行为动机也是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这两个形象体现了得天下的过程中君主政治品德和政治策略的两面。刘备形象体现的是”正面”:胸怀天下、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爱民如子;曹操形象体现的是”负面”:阴险狡诈、残暴嗜杀、僭越礼制、违背纲常。和大一统相生相成的”夷夏之辨”对中国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夷夏之辨产生的族群基础是华夏族群,是先秦华夏族群文明在同周边族群文明交流、冲突过程中,在自身发展与成熟过程中,族群意识觉醒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更主要的是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在这种鲜明民族意识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华夏民族已属一个自觉民族,看到华夏民族间的强烈的文化一体性……它强烈地表现在与其他民族或部族交往中,人们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荣辱、安危等等方面的关切和维护。””夷夏之辨”内化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中。在汉族精英阶层看来,本民族天然地占据中原、具有统控天下的正统。所以一旦少数民族入据中原,这一心理定势被打破,汉族精英阶层所受到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这种生命体验形诸文学创作,从而对文学内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中原”意象的出现和蔚为壮观。

作为一个和疆域地理息息相关的文学意象,”中原”意象萌芽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几句话吐露了身为蜀汉政权掌舵人的宏伟抱负,即把恢复汉室作为自己毕生的政治使命,这与蜀汉政权自命为汉正统继承人的定位密切关联,这一政治目标体现于疆域地理上即入主中原,而非偏处西南一隅。在这里,”中原”成为创作主体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的投注体,浸润着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可以视为一个文学意象。”中原”作为一个寓有汉民族屈辱感内涵的意象较频繁出现在六朝。如《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眺瞩中原的画面揭示了桓温对传统汉族聚居的中心之地沦于异族统治的愤懑不平,体现了一个汉族政治家的责任感。不惟桓温如此,《世说新语·赏誉》 言”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北定中原被视为成就功业青史留名的人生宏志。在南渡士人看来,中原之地被异族占据,是无法消弭的奇耻大辱,光复中原是勇于担当的士族阶层的共同抱负,也是其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世说新语·言语》就体现了这一点:”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周顗的感叹表达了南迁士人对故土中原难以割舍的怀恋之情,王导的奋然之语则传达出了振作有为的政治领袖不甘中原沦陷、志在收复中土的情怀。这一情感也在祖逖言语中得到鲜明体现,《晋书·祖逖传》 言:”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丘迟 《与陈伯之书》 以中原意象传达了类似情感:”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丘迟的话代表了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北方少数民族占据黄河流域,属于僭越盗取,黄河流域是周汉中心,”霜露所均”按熊清元先生的看法:”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即中原地区而言,是说中原地区处天地之中央,寒暑适中,是春露秋霜分布均匀之地。”中原天然属于汉族,北人掠夺为天道所不容,这是汉族政权在痛失中原后唤起凝聚力的文化策略,也是其蔓汉族数代精英的心灵之痛。

南宋和金对峙时期,由于金政权入居中原和南宋政权偏安一隅不图恢复,对中原故土的怀恋,收复无望的屈辱感,充斥在数代南宋精英阶层的内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原””神州”等意象进一步被激活,为诸多作家所运用;相对于前代,南宋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原开始更多与其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意蕴非常丰厚,成为中原意象运用的鼎盛期。其出现的频率极为频繁,有的作家将人生价值的实现紧紧与中原纽结起来,如陆游在《书愤》 中谈到自己青年时期人生壮志时发出这样的慨叹,”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在他看来,投身于收复中原的戎旅,才是自身人生意义所在,而政治的复杂性,南宋统治集团的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导致他人生理想的幻灭,壮志未酬的遗恨仍借助”中原”意象传达出来,《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有的作家将自身沉沦不遇、报国无门的惆怅失意也通过中原意象传达出来,张孝祥 《浣溪沙》:”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将中原意象与凄冷的环境、凄惨的战斗、悲慨无奈置于一起,堪称经典。有的作家则定格于沦陷区的”中原父老”,展现他们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渴望以及最终的失望,如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中原父老”构成该诗的核心意象,一是通过其与南宋使者 (作者) 倾诉的画面展示了中原人民盼望宋廷收复中原失地的殷切渴盼,二是通过将其与一年一度尚能自由南飞到宋室的鸿雁对照,写出了中原百姓与宋王朝血脉联系被割断的痛苦。姜夔《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 则以想象的笔触写出了中原百姓翘首企盼南宋军队收复中原的心情:”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

有的诗歌则通过对金朝地位的贬斥和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伤怀来否定金朝政权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如陆游《关山月》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很明显导源于 《与陈伯之书》 中对北魏的轻蔑。刘过 《夜思中原》 “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则表达了对首善之区沦陷于异族的无奈与悲愤。有的诗歌将作家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终至收复中原大业失败的愤激形诸”中原”意象,如刘过《登多景楼》:”北固怀人频对酒,中原在望莫登楼。”压抑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屈辱感和愤激可想而知。南宋末年赵孟頫的 《岳鄂王墓》 更以批判视角揭示了南宋政权偷安懦弱导致中原父老绝望乃至”天下中分遂不支”的结局:”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在这里中原父老的绝望和南宋最终衰颓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使中原意象更多地被注入国运感伤、历史兴亡的意蕴,极具艺术感染力。

三、和疆界相关的文学主题与意象

作为特定的政治地理空间,我们认为疆域内的两种空间非常重要,一种是以都城为中心的核心区,另一种是疆界或更为宽泛的边疆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现实实力、实际利益、历史遗留问题、群体内的压力和尊严、文化差异与对峙、人员交往等诸多要素的制约和作用,疆界往往演变为两个或多个族群或政治实体间引发和汇聚政治矛盾乃至军事冲突与战争的敏感而重要的地带,从而深刻影响了文学主题和意象。

1. 和疆界相关的文学主题。疆域即疆界延展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实力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中更是如此。缘此,许多奋发有为的政治领袖为青史留名而将开疆拓土视为建树功业的标志。在古代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下,频繁的军事行动无疑会给普通百姓带来生产和生命的巨大损失。因此,关心民生疾苦、有着朴素人道精神的作家往往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提出质疑和批判,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杜甫就以诗歌表达了对唐玄宗武力拓边的不满。《前出塞》 其六以层层推进手法表达了这一主题,对异族战争以制服其首领为旨归,而不是务于杀戮,”杀人亦有限”,应尊重每个族群的疆域完整,”列国自有疆”。

在 《兵车行》中,诗人从开边战争直接承担者也是受害者的士兵与家人的惨别写起,接着以”行人”倾诉口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但巨大的战争代价阻止不了统治者开地广境的雄心,”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的末尾更借对战死边疆冤魂的描写将批判推向了极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两首诗针对的是唐玄宗对吐蕃的战争,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 则针对的是唐玄宗对南诏的用兵。诗歌用自残以避兵役的老翁自述的形式,揭示了扩疆拓土战争给人民生命和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写出了普通百姓面对战争的恐惧,”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拓疆战争之危害可见一斑。保家卫国、抗击侵略则是和疆界相关的另一主题。

如曹植 《白马篇》中的游侠形象就是通过效力边疆、杀敌卫国以升华,”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这其中渗透着强烈的反侵略精神。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则通过”铁骑绕龙城”的边疆战场描写刻画了为保卫疆土而投笔从戎的青年书生形象。和疆界相关的又一主题是以将士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边地征戍生活的展现。有的作品展现了将士们渴望立功边陲、奋勇杀敌的豪情,如王昌龄《从军行》 其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有的作品展现了边疆将士们有心杀敌、报国无门的愤懑不平,如陆游 《关山月》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有的作品展现了边塞征人的思乡痛苦,如李益 《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有的作品展现了士兵边疆生活的单调、孤独与寂寞,如王之涣《凉州词》 中”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慨、范仲淹 《渔家傲》 中”衡阳雁去无留意””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描画均表现了将士们生活环境的荒凉和死寂,暗示了其生活的枯燥,繁华与他们无缘。值得注意的是,边地百姓生活也被作家们纳入表现范围,如杜牧《早雁》 就揭示了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流离失所的痛苦。

和疆界相关的又一主题是颇为奇美的边地风光的描写。西北边陲的风光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中颇具特色,孕育出了很多经典作品,如王维《使至塞上》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绝描写;有的作家赖以生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岑参的边塞诗。2. 和疆界相关的文学意象。作为一种政治地理空间,边界是各族群人们交往的交通要道,又是潜在的族群冲突聚焦点。边疆是每个族群安全的第一屏障和基本屏障,因此军事功能是边疆的重要区域功能。关隘成为军事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描写边陲荒远时经常出现关隘意象,其中以玉门关最为常见。玉门作为军事要塞始置于汉,《汉书·地理志》:”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旧唐书·地理志三》:”寿昌,汉龙勒县,属敦煌郡。县南有龙勒,后魏改为寿昌县。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自汉至唐,虽玉门关位置变更,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直没有改变。玉门关意象在六朝诗歌中就已出现,如何逊《学古诗三首》 其三”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以”龙城”和”玉关”两个意象写出了边疆之远僻和环境之恶劣。迄至唐代,玉门关意象更为多见,如王昌龄 《从军行七首》其七”玉门山峰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写出了边地荒僻、单调和艰苦。阳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其中以王维 《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过阳关意象写出边疆作为穷荒绝域,带给人的凄清、孤独与艰辛。

除了关隘外,汉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接壤地区一些战略要地往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意象,如青海湖一带自汉至唐就是一兵家必争之地,由此”青海” 成为了一个重要意象,被”定位于遥远荒僻的边夷,是西部战争前沿的象征和民族矛盾冲突的背景”,如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作者用了一系列边疆地理意象尤其是”青海”意象来凸显边地战争的残酷。柳中庸《凉州曲二首》 其一”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则借助”青海”等意象揭示了边地征戍生活的孤寂单调。再如”轮台”意象,尽管其地望尚存争议,但其为唐政府边疆地区无疑,它也成为唐人诗歌中的一个经典意象,以岑参最为典型,有学者做过统计,”轮台,汉已有之,只是汉、唐轮台一在天山之南,一在天山之北。唐诗诗题中或诗中直接出现’轮台’二字的诗凡二十三首,其中岑参有十六首之多。””与西域有关的名物按出现次数多少进行统计,其中’轮台’出现 21 次,’白雪’21 次,’天山’20 次。”岑参诗歌用”轮台”意象展现了边疆地区的艰苦生活。如 《首秋轮台》 写轮台距离之僻远,”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写雪之大,”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写风之大,”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总的来说,岑参笔下的轮台意象凸显了西北边疆的苦寒。

唐人诗歌轮台意象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流播甚广,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即用”尚思为国戍轮台”表达了作家虽已人生暮年仍渴望效力西北边陲的豪情。在历史上,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界线往往被汉族精英阶层视为实力表征,尤其是当汉族政权被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下不得不签订屈辱条约以换得和平时,疆界所带来的屈辱感和内心的不平更是他们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如南宋与金政权以淮河为界,杨万里作为奉金使经过淮河时作《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一云:”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以”淮河”意象作为全诗聚焦点,表达了诗人渡淮时的痛苦之情,过了淮河中流即进入异国地界,将要踏上的宋室故土,现在感觉却不啻于天涯,而过去宋的北界是桑干河,诗人的悲叹之情溢于言表。北宋和辽订立澶渊之盟,以白沟为界,被许多人视为屈辱性条约,宋之积弱苟且由此肇端。元人刘因《白沟》 一诗即在”白沟”意象基础上展开了历史盛衰的省思,诗人从与宋室同为赵姓的赵简子宝符藏山以测诸子谁为英雄写起,暗示了宋朝自开国君主赵匡胤后即再无英雄君主出现,”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淮河去,止罪宣和恐未公”,一味地苟安退让最终致使宋室衰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和疆界相关的意象出现得很多,如阴山、天山、长城、龙城等,它们出现并广布于中国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都是特定政治地理的产物。从疆域角度来理解,会对其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及艺术表达效果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学的范畴,疆域是人的生命存在空间维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它标示的是一个人文社会空间,必然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族群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意识发生深远的影响。它既被人的生命活动赋予意义和内涵,又为人的生命活动提供舞台和意义的确证与外化。文学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审美展现,因此无论从内涵上还是外在形态上一个族群的文学均受其疆域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主题的实质就是疆域意识在文学中的展现。文学意象尤其是地理意象往往就是疆域意识和疆域地理的产物与体现。现实社会中,随着世界各民族交往的日趋紧密和地球村趋势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疆域对社会意识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在逐渐减弱,但绝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