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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期刊文学的流派形成

考察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期刊,就没有现代文学。陈平原曾说:”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与其他的大众传媒载体相比,期刊是菁英知识分子更偏爱的思想文化领地。对于时代文艺思潮的参与,对于一种新文体的诞生,乃至一个文学文化流派的形成,期刊都孕育了最大的可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与期刊关系密切。以期刊来命名流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语丝》之于”语丝派”,《现代评论》之于”现代评论派”,《新月》之于”新月派”,《现代》之于”现代派”,《战国策》之于”战国策派”,等等,不一而足,期刊常常被指认为文学文化流派的符号和标志。那么,这些期刊如何运作,得以成为流派户牖的主轴?或者说,现代文学期刊有着怎样的秉性,使它可以有这样的中心价值承担?这些文学文化流派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曲折,折射出期刊史和文学史哪些层面的丰富内容?一新文学初立,闯入文坛,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是不少文学青年的宏远抱负,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实现这目标首先需要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的刊物。正如刘纳所说:”几乎每一位新文学人物都属于某个’圈子’,空头的圈子几乎是没有意义和意思的——它只能通过刊物产生影响力。”

一份刊物之出版发行,或在文学社团成立之前,或在之后,总是旨在凝聚这个社团的势力,成为社团成员发表作品、立足文坛的保障。刊物是社团的凝聚力所在,以至于我们在提到一个文学社团和流派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份与之几乎同名的期刊。在新文学日趋兴盛的 1920 年代,各种社团林立,同人刊物如繁花竞相开放。施蛰存曾经说:”‘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统一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

相对统一的政治倾向和文艺观点,有利于势力的形成和流派风格的凸显,但是同人杂志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如果说,期刊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主体,那么它应该是有”自我意识”的,它的灵魂就是期刊编辑 (同时可能也是主撰者)的思想和理念。每一份刊物在诞生前,编辑者、主要撰稿人一般都会仔细磋商,通过”发刊词””创刊宣言”之类的文字,与读者沟通,言明刊物的宗旨、导向或”态度”,在同人杂志,这种”态度”更是一贯的,往往蕴含着流派意识,有可能成为建立流派的基础,可见刊物之于流派的引领,并非全然无意。例如《语丝》,第一期上赫然有”发刊词”,曰:”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这番发言预告了《语丝》即将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批判,它的”态度”显得宽容又别具锋芒。

另一份著名的同人刊物《新月》,在创刊伊始也表明了”态度”,针对混乱的”思想市场”上十来种有危害性的”行业”,诸如唯美与颓废,伤感与热狂,偏激与功利,标语和主义,等等艺术倾向,宣言”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标举文艺”健康和尊严”两大原则,引导派别的意图十分明显。再如《战国策》,第一期上未见”发刊词”,在第二期上,补上一个”代发刊词”,即《〈战国策〉启事》,中言:” 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上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可以说,越是态度鲜明的刊物,其主体意识越强,越能在风云际会的现代集结意气相投的作者,扩大影响力并吸引读者的注意。由于文学革命的巨大感召力,1920 年代的同人杂志,大多偏重文学,但若只从文学角度解读刊物和流派,又难免有买椟还珠之讥。早期新文学刊物的创办者,也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启蒙语境下显然更偏重于思想革命,这导致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文化和文学相互缠杂、休戚与共的复杂景观。现代文学史上,由同人刊物得名的流派,多数并非纯粹的文学流派,而是思想文化流派。

在以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为线索的新文学史叙事中,曾参与过某些思想文化论争的刊物和流派自然受到格外的关注。例如”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就是在相互的论争中形成的两个文学文化流派;”新月派”与左翼文化阵营也发生过文艺思想论辩,并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新诗流派。因此,在考察刊物和流派关系时,就不能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间交错并行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二晚清民国的文学出版格局中,上海占据着显赫地位,文艺类期刊更是上海期刊中的翘楚。有论者说,和同时期中国各主要城市相比,上海堪称是一座典型的”文学的城市”。

旷新年在《1928 年的文学生产》一文中描述,1927 年,各地的文人好像受着神秘的力量驱使似的,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不约而同地离开了他们原来的栖居之地向上海进发,并且,这种迁移带来了上海文学生产和文学性质的变化,”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商业性质明显地取代了同人性质。”的确,1930 年代,商业性质运营的刊物更其普遍,文学流派形成的方式也与社团模式的流派判然有别。1930 年代有两份商业性的杂志运营极为成功,它们就是《现代》和《论语》,在现代上海商业文化的氛围中,这两份杂志容纳了 1930 年代的时尚多元文化,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重要流派:”现代派”和”论语派”。与五四启蒙姿态有所不同,商业性的杂志能容纳多元的文化趣味,也少了些精英文化的严肃性,更能体现出时代风尚和文化多元性,同时,商业性杂志也比同人杂志形成的流派显得更松散而庞大。

就杂志上出现的作家来看,既有左翼作家,也有不少自由主义作家,二者成为不同色彩、背景的作家的集合地。读者的地位也受到更多重视,施蛰存在编《现代》的时候,把杂志从”师傅”的位置降到了”朋友”的地位;《论语》杂志也向读者”伴侣”的方向发展。30 年代文学流派的生长和壮大,有了更加广阔而复杂的土壤。《现代》主编施蛰存曾有意使刊物不致办成同人杂志,甚至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宣告: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事实上,在自由松散的表象下,《现代》的”自我意识”并不比其他同人杂志弱,或许可以称之为”准同人杂志”,仔细辨别,还是能发现其潜在的同人组合及流派意识。施蛰存曾办过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和《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杂志,这不仅意味着他的编辑经验丰富,更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孤立的编辑,书店、杂志同时还和刘呐鸥、杜衡、戴望舒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在《现代》创刊之前,他们早已与当时的文艺新潮密不可分。

有读者回忆:”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水沫书店和《现代》月刊是介绍西方现代文学最早的、唯一的文学社团 “。可见,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社团”之说,在读者感觉,仍有社团的力量存在。《现代》的商业投资和运营于他们,只是一个机遇,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论语》的畅销,是”现代市民知识分子”一次成功的文化出演。有论者说:”它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中不西、不雅不俗却又中又西、又雅又俗的独特风格,与当时中国尤其是当时上海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有着同构的关系。”

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学消费,无疑更偏向于陶冶情性、娱乐消闲。在办刊理念上,《论语》尤其”近情适意”,充分显示出尊重读者,期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姿态。林语堂对”幽默文学”的提倡,小品文的闲适笔调,正是迎合市民读者和市场的需要。市民读者消费这份杂志的同时,这份杂志也在不断调适它的文化品格。”论语派” 文人的文化主张具有多元性,启蒙姿态也显得平易近人甚至隐秘不彰,他们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取向与五四启蒙精神显然不同。《论语》并不回避”同人”之说,但自始至终竭力扩大作者阵线,”论语派”的作者群庞大到难以归类,小品文是识别这一松散流派的标志,刊物是联络他们大多数人的主要纽带。

从《现代》和《论语》来看,在商业竞争的时代,编辑的多元文化立场,作者的松散集合,在客观上葆有了刊物较持久的生命力,一份刊物若持续时间够长,实力足够雄厚,迟早会出现一个”核心作者群”,凝聚一个文学流派的风格,这对读者而言,也意味着一种强大的召唤力量,使一部分读者参与其中,转化为作者。例如穆时英,他偏离普罗文学,向新感觉派小说的归趋,正是《现代》这份刊物的强大吸引力所致。正如旷新年所言:”30 年代作家再也难以离开报纸副刊、期刊,或者离开一定的文学风格’孤独地’进行创作了。他们主要地不是等待灵感,而是需要被填充在期刊的某一栏之中,它已经被预先纳入了某种流派、风格、题材之下了。”由读者而转变为作者,这是在后同人杂志时代,文学流派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一份注重文化品格和文化身份的刊物,在办刊期间往往就有关于流派的自我确认或标榜。陈平原在研究《新青年》时得出一个结论:《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建构已经相当完整,后来的学者尽管政治观念和史学的训练差别很大,对于《新青年》的创办经过及历史功绩的描述却颇为接近。正因为同人对刊物与文学史关系早已有了建构,流派的显形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学界有”《新青年》派”的提法。事实上,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这样自我建构的刊物和流派。例如《语丝》,鲁迅曾明确承认” 语丝派”一说,有这样的表述:”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围绕着刊物而形成的现代文学与文化流派,或多或少都能找出自我建构的轨迹。例如”新月派”,在诗歌方面,新月同人一直颇有自觉意识,”新月诗派”的自我形象多半是同人建构起来的。

《新月》创刊,基本上将《晨报·诗镌》的作者整体迁移过来,使得流派的主干几乎没有散失。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说”中国写诗的人尽多,但我不打算做一次完全的收集,只凭这十数人小小的努力的成绩,贡献在读者的前面,给他们一点整个的印象。 这诗选,打北京《晨报·诗镌》数到《新月》月刊以及最近出世的诗刊并各人的专集中,挑选出来的”。共选编包括他本人在内十八人诗八十首,以此建构了”新月诗派”的格局,而”新月诗派”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首次提出”新月诗派”概念的石灵,也根据这一派的刊物把诗人分为前后期,说”前期诗人,大致是见于《晨报·诗镌》中的,后期诗人则是见于以后的《新月》的”。再说《现代》,施蛰存任主编期间,就有意识地突出《现代》上的诗歌倾向,着意撰文讨论”《现代》中的诗”,由此而把时人所谓”《现代》诗”或”《现代》派”导向了”现代派”,”从此,人们说’现代诗’,就联系到当时欧美文艺界新兴的’现代诗 '(TheModern Poetry)。而’现代’,也就成为 The Modernists的译名。”

1935 年,孙作云将在《现代》杂志上这种”倾向”的诗人归为一派,并正式命名为”现代派”,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十位诗人,其中包括一些崭露头角的新人。他说:”这派诗是现在国内诗坛上最风行的诗式,特别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新诗人多属于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因为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刊物和流派自我建构的形象,在受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文学史写作中,往往也会被改写甚至扭曲。

现代文学史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如此紧密,对于文学文化流派的历史定位往往以路线、方向来判断,根据是否”进步”,是否”革命”,来判断它在思想文化斗争领域的位置,并以此决定它们的文学史地位。例如”现代派”和”论语派”,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这二者的评价,比较强调这两个文学流派”消极”的政治倾向,从而忽视了流派的整体风貌,贬抑其在多元文化建构方面的贡献和艺术上的独特魅力。

再如”新月派”,一方面,因为和左翼文化有过激烈论争,《新月》被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主要撰稿人名单罗列了胡适、罗隆基、陈西滢、梁实秋等自由主义文人;另一方面,以新格律诗形象建构起来的”新月诗派”,代表诗人则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陈梦家等,两份名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因为前者”名声不好”,后者也被文学史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战国策派”的评价,也因为政治文化因素而有失公允。这个流派在思想战线分野比较敏感的 1940 年代,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某种关联,因而曾被指”法西斯文化”流派。该派刊物的真正面貌,思想文化的价值和特色,无形中就被忽略甚至有意地被遮蔽了,造成文学史写作中令人遗憾的缺陷。

重新审视一个流派的形成,客观地评价其思想文化和文学价值,为历史祛蔽的最好方式莫若重翻尘封的期刊杂志。文学作品的原初面貌,文体的对话和交流,思想文化论争的是是非非,作家群体的聚散离合,流派形成的蛛丝马迹,在刊物上莫不历历在目,可以说,刊物是培育文学文化流派的基地,是文学史现场最好的见证,也是文学史写作最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