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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鲁迅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描写

  鲁迅的小说以民俗描写见长,运用独特乡域的民俗风情显示社会生活的典型环境,塑造处于浓厚民俗氛围中的人物。民俗在人们生活中,在一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气质的形成过程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文学要写人,要表现人性和人情,要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就不可能离开民俗风情的描写,作品必然要溶注广泛的民俗事象。   步入鲁迅小说的艺术世界,我们常常会被作者广泛摄取并艺术处理了的民俗事象、民俗素材吸引:《祝福》中的”祝福”和”捐门槛”;《社戏》中的”社戏”和乌篷船;《阿Q正传》中未庄的”惯例”;《孔乙己》中”短衣帮”站着喝酒谈笑的气氛;《故乡》中闰土教迅哥儿捕鸟刺猹的乐趣……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小说不仅表现了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各种民俗的现象形态,还涉及到了文艺民俗之表象层、文化层和原型层等价值层次的审美认知。显然,民俗描写之于小说,不是刻意追求作品的生活真实,也不是重温精神家园的那份亲切,它对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阿Q正传》中,鲁迅极其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旧中国落后农民的典型。   这个人物之所以让人感到真实、深刻,无不与鲁迅先生善于运用独特乡域的民俗风情显示社会生活的典型环境,以及从民间信仰和民俗心理的角度拓展情节,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关。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未庄每年都要举行迎神赛会,在”赛神的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阿Q 曾在这里看过戏,赌过钱。作品里描写的大量的有关未庄的生产、生活、居住、饮食、信仰和服饰等细节,都显示了地道的浙东风俗。   鲁迅就是在准确地把握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前提下,通过阿Q同未庄各阶层的人们的关系,深刻地表现了他性格的各个侧面,塑造了一个在思想上备受毒害,无知而麻木的落后农民形象,特别是写出了作为他主要性格特征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表现为对自我的虚幻的评估、对外物的精神的超脱和对现实需要的廉价的满足,这种精神胜利法无疑根植于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就阿Q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没落统治阶级造成的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旧地方戏曲对他的影响。   文中多次写到阿Q高唱绍兴剧《龙虎斗》中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情景。《龙虎斗》中的龙是宋太祖赵匡胤,虎是指呼延赞,写的是民间传说中呼延赞和赵匡胤战斗之前还是个只有十岁的哑巴,这时突有”神助”,于是大显”神威”,而且能开口说话了,所以绍兴有”哑子开口龙虎斗”的民间谚语。所谓”神助”实际上源于宗教祭祀礼仪中的”神灵附身”。这种”神助”的戏曲表演的宗教意味不知不觉就为阿Q领悟和吸收,在他放声高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时,似乎也忽然有了”神助”的架势,大大激发了他的”精神胜利”之情。因而唱上这么几句戏文,既是阿Q反败为胜的精神慰藉,也寄托了他发迹变态的精神企望。可以说,形成阿Q愚昧落后性格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戏曲宣扬的宗教精神。   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说:”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是他的不可能性。”[1]再让我们看看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这个人物的塑造。这个人物之所以有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也离不开鲁迅借用民俗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一开始就浓墨重彩,渲染了鲁镇岁末祭祀的浓郁民俗氛围:”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祥林嫂的悲剧从这个充满封建迷信的环境里展开,也从这里结束。从鲁迅塑造的这个人物悲剧中启发我们思索很多问题:   一、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固然有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冷酷、无情、自私。但绝不仅仅是这些,鲁四老爷讨厌、歧视祥林嫂,不仅由于祥林嫂是个不洁的寡妇,这里还反映了鲁四老爷笃信的祖先信仰和鬼神信仰。正如文中写到的那样,”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伤风败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敬天尊祖的迷信思想不仅是鲁四老爷安身立命的根本观念,还主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同祥林嫂一样的被压迫者如柳妈和鲁镇的看客,也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剧,将其推向死亡的境遇。但这些人与其说是缺乏同情心,不如说是他们的民俗心理使然。因为他们要求和鄙薄祥林嫂的事,也正是要求自己和鄙薄自己的事。如”贞节”这一观念,在当时是民间化的,世俗化的,是百姓的日常人伦之道,所以鲁迅借卫老婆子之口写道:”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有,说要寻死觅活的有,抬到男家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砸了的也有。”又比如,鬼神迷信、冥世等观念,在百姓中也是普遍存在。文中借”我”之口写道”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就是这种民俗的土壤里,才产生了柳妈这样的人,她说的一番话,才使祥林嫂相信。对于鬼神的依赖和奴性,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广泛的土壤。三、从祥林嫂自己来看:她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出现时,是个刚死掉比她小十岁丈夫的年轻寡妇。她逃出来做女佣,用辛苦的劳动换得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感到很满足了,是由于这符合她”从一而终”的信条。后来她被婆家抢回去,卖给贺老六,表现出了”出格”的挣扎,也许她自己并不清楚,其实支配她反抗的力量仍然是”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柳妈的话让她恐惧,也正是由于她心中的民间信仰心理,而她用来摆脱恐惧,用来解脱的方式,仍然不外乎拜神、捐门槛等迷信方式。所以她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挣扎,不仅没有摆脱苦痛,摆脱悲惨的命运,还陷入更大的苦痛之中。因为她是遵奉着封建礼教的信条和神权思想去反抗封建礼教和神权,这样的反抗本身就像西弗斯一样,具有深刻的悲剧性。   借助鲁镇的风俗民情,鲁迅不仅写出了祥林嫂在肉体上的痛苦,还写出了她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剧痛,并揭示了造成这些痛苦的思想和社会原因,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正是通过对乡村民俗的描写,鲁迅深入到乡村民间文化这一文化”小传统”中,体悟乡村人物的精神生活,使其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   鲁迅根据审美需要而精审地描写民俗,塑造处于浓厚民俗氛围中的人物,揭示出积淀在人物身上的民俗观念的美丑和文化的基因。这样,人物性格和灵魂既是他独有,又是民族文化个性的折光。鲁迅小说通过对民俗的审美表现,不仅塑造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复杂的人物性格,而且把对典型人物及其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审美思考,导向历史深处的民俗文化承传之中,从而发展并深化了现实主义的美学意蕴。